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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的人开始听故事了

 
  01
 
  听故事者与叙述的法力
 
  一八年之后,双雪涛告别了他对东北当代史的美学赋形,写了几个关于北京都市生活的短篇。有意思的是,这几个短篇都与当下的文化生存有关,小说的主人公分别是作家(《女儿》)、制片人(《起夜》)和演员(《猎人》)。这使得我们可以将几个小说集中起来阅读,以探查作者对当下都市文化生活的特定想象与勾勒方式。
 
  几个小说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构特征是,由于小说里总还嵌套着广义的“故事”,原本应该属于讲述、演绎故事的作家、制片人和演员,却成为了听故事的人。《女儿》中的嵌套内层故事是“他”的小说,职业作家“我”被业余作家“他”用电邮发过来的小说所吸引,“他”的小说故事迟迟不发来结尾,“我”最终在寝食难安的焦虑中改换了将自己囚禁在孤独中的生活方式、奔赴女友的住所,于是给了自己的生活一个结尾。《猎人》中的内层嵌套故事是导演给演员吕东的剧本,曾经浑浑噩噩虚度光阴的吕东被剧本角色赋予了自我,将自己活成了几乎与剧本中一模一样的杀手。《起夜》中的故事嵌套存在于两条叙述支线上,妻子马革儿正在看一位私家侦探发来的真实案情材料,以作为自己创作的小说的核心情节;丈夫则半夜被一位不熟悉的球友岳小旗叫走,听球友讲他谋杀妻子的因由——最终妻子所听的“故事”无法持续,妻子的小说创作连同肚中的孩子同时流产,而丈夫却被莫名的力量所驱使打晕了球友,救出了如同婴儿获得新生一般的球友的妻子。
 
  这样通过小说中的故事嵌套,双雪涛似乎在赋予故事本身以法力,原本意义、内容与生活的创生者、演绎者——小说中的作家、制片人与演员,他们总是要被他有的或是先在的叙述所吸引,也只有在这些他有的叙述故事中,他们才能获得确证或是刷新自我的方式,找到他们再创造的文艺作品的结构与内核;倘若这些先在的叙述戛然而止无法穷透,他们的生活连同文艺上的创作便有着流产的危险。通过这种内嵌故事的结构,作者不仅使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并置界限被消弭掉——如余华谈及先锋虚构写作与生存现实之间关系时所用的比喻——“仿佛水消失在水中”[1];而且更进一步的,原生的叙述与内嵌的故事成为现实生活的立法者,又或者说,虚构大于、先于生活。小说中,人物们旺盛的精力始终需要围绕着故事虚构所划定的节奏与构造来投注,就如《起夜》中妻子给丈夫发的短信,“有时候现实生活会模仿艺术”。
 
  02
 
  室内的作者,与文艺生活的内卷
 
  除了将现实生活与虚构故事之间的关系进行还原,几个小说还呈现出文艺创作者对于创作本身的理解与思考,这主要表现在《起夜》与《女儿》中两位作家对着其他小说角色、当然也是对着读者进行的自我剖解之中,作家们自我剖解围绕着一个永恒的命题,即写作是在完成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写作对于作家生命本身的价值是什么。
 
  无疑,写作已经成为作家们生命的存在方式,而小说就是作家孕育的孩子。《起夜》中,妻子马革儿的小说写作不得不破产的时候,她真实的孩子便流掉了;而丈夫在听信、进入球友所说的谋杀故事之后,采取行动、营救球友的妻子,球友的妻子便如一个新生儿一般来到丈夫的面前。两相对照之中,新生儿作为一个隐喻,表征出叙述、创作对于文艺从业者的价值与意义。
 
  而《女儿》则更是让职业作家“我”在给业余作家“他”的电邮中直陈胸臆、表达自我,读者们能够一目了然地觉察到,“我”是社会中的一个孤独的个体,“实话说我常感到孤独,也因此觉得愉快”。孤独作家在笔下创造世界并非是要理解乃至改变这个世界——“我无法改变自己,他们也无法改变他们……所以终于还是分散”,而是要在笔端造就自我囚禁的囚笼,以此耗尽生命过多的精力——“我造世界,铺设血管,种上毛发,把这个世界奉上,别人因此而知道我,觉得了解我一点儿,其实也可能离我更远,具体的分寸拿捏都在我这里,我愿意以囚徒的境地交换,什么事情都是有代价的,怎么弄都是耗尽这一生。”职业写作于是成为这些多少有些怯懦、浑噩、无力之人安置跟确证生命的唯一方式,他们无法在这个世界上完成好其他任何事情,甚至只是简单地谈一场恋爱,而只能在文字写作中体验到自我的存在。

  当虚构能够为生活立法的时候,当作家成为一种“职业”并且盛享孤独的时候,当下的文艺生活于是暴露出它内卷的形态。社会生活的总体性耗散殆尽,文艺空间后撤为社会生活的一个场域,文艺领域似乎终止了对现实历史的再现,于是小说、电影的叙述开始在内部自我循环、繁殖,成为《女儿》中所述的“没有肉体的纯心灵”。作家们当然也不需要走出房子,作为“室内的作者”,与一只猫相伴,加上空灵的冥想,就能创造整个世界。双雪涛用内嵌故事结构起文艺从业者们的生活与创作,加之作家们的自我剖解,暴露出的是都市空间文艺生产的构造,与所生产出来的人格。
 
  对此双雪涛并非没有警觉,要不然他不会在《女儿》的结尾让作家“我”改变了就这样孤独生活下去的主意,“我”在恍惚中去找了曾经分手的女友,似乎是要重新承担起生活来。这里有意思的是,使得“我”改变主意的是业余作家“他”的一篇小说。双雪涛给我们提了个醒,改变文艺生产自我循环的现状,仍然可以在文艺内部进行突破,叙述的结构、细节、结构、韵律,除了能够被文艺自我再生产的机制所征用,还能够成为刺破这一生产机制之循环性和封闭性的顶针。中产生活巨大的统摄能力吸纳着这位曾经以书写东北现实历史为动力的作家,但双雪涛的生活洞察力与杰出的美学构造能力,足够使他突破平庸乏味的中产美学,赋予文学以新的尊严。双雪涛和他的小说创造都还在路上。
 
  注释
 
  [1] 余华借用的博尔赫斯写到佩德罗-达米安生命消失时的比喻,参余华《布尔加科夫与<大师和玛格丽特>》,载《我能够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集》,明天出版社,2007年版,第95页。
  
  来源:《同代人》
  作者:刘启民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0524/c404030-311016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