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转型期中国的“人间浮世绘”与灵魂挣扎录
——评周士红的长篇小说《漂在都市》
作者:郭玉琴
知名作家周士红的长篇小说《漂在都市》记述了上湾村几个“80”后、“90”后新一代农民工怀着对现代化都市生活的憧憬,分别来到他们向往的城市,从事不同的职业。但城市并没有欢迎和接纳他们。他们怀揣鲜活理想却殁于残酷现实,始终是城市的底层人物,在“三低”、“三多”环境中顽强寻找适合他们自己的生存方式。
小说重点刻画了王小雪、梁尚军以及崔金龙、崔金花兄妹等新一代农民工形象:令王小雪爱恋的崔金龙却伤害了她;令王小雪讨厌的梁尚军最终却不得不无奈地嫁给了他;崔金花在失去丈夫后,不仅自主创业,还顶住压力,毅然担当起照顾公婆的义务;崔金龙一心想成功,却屡遭失败……小说揭示主人公不同的生活遭际。在城市谋生过程中,他们曾流失过乡村人特有的淳朴、勤劳的美德,而被另一种激情和投机的品性所替代。他们躁动、焦虑,不肯安于现状,却热爱生活、珍惜爱情、渴望理解、向往成功;他们经历苦乐、遭遇贵贱。他们的希冀、理想、爱情、婚姻终与现实反差很大。最终他们既无法融于城市,也不愿回到乡村,始终在现代化生活的边缘飘来荡去……
小说远不止于一部讲述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故事。它不仅是一幅精心绘制的恢弘而细腻的转型时期中国“人间浮世绘”,更是一部深刻记录80后、90后所谓的新一代农民工在城乡巨变中的精神“裸奔”与艰难求索的灵魂挣扎录。作者以其饱含悲悯的现实主义笔触,将个体的命运沉浮嵌入宏大的时代背景,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漂”的生存状态,更是“泊”不得的灵魂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这一说法曾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出现,这一代农民工的身份得到了最高权力的承认。这是与第一代不太一样的一代农民工。在媒体的描述中,他们的称呼从“工人阶级”悄然转换为“中国工人”。他们的政治身份在最高级别的政治文件中得到了政治确认,却仍然无法确定是农民还是工人的法律身份。也许既是农民又是工人,也许既不是农民又不是工人,他们不会意识到这种混合语序的身份暧昧。所谓新生代农民工,就是进城从事非农产业的80后、90后青年农民。这个新的称谓被用来区别于他们的父辈——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涌进城市的第一代农民工。目前,中国有一亿新生代农民工已经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变化。毫无疑问,对于这样一支庞大的生产力量,城市需要他们。不光是中国,世界也需要他们。“中国制造”的国际消费者们,多年来受益于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令他们消费支出减少。
城市需要农民工,但似乎并没有很好地接纳他们。根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与率低、工资水平总体偏低现象。而与“三低”相对应的,则是“三多”——工伤及职业病多、加班多、劳动争议多。
温家宝总理曾在北京考察工作时说过,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年轻农民工,让他们逐步融入城市生活。(注: 2010年6月14日端午节假期,温家宝总理专程前往北京地铁6号线工地,与50多名来自建筑、制造、安保、餐饮等行业的年轻农民工代表座谈会上,湖北籍农民工张磊反映在京面临“住房难、孩子上学难”等问题,温总理在回应时提出这一观点,强调社会应帮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市。原话内容 “政府以及社会各界都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年轻农民工,让他们逐步融入城市生活。” ——来源:2010年6月14日中新网、中国经济网报道57)这引起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更大关注。这是不安分的一代农民工,这是一个已经占到我国农民工总数60%的庞大群体。他们是未来中国社会最大的流动群体。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较高,渴望融入城市,重视社会保障,维权意识更强。但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他们的生存状况如何?他们有哪些期盼,又有哪些困惑?如何表达他们的诉求和情感,如何实现他们的权利和梦想,又如何在工业化城市化的中国找到他们的未来,都是当下中国的一个重要命题。
长篇小说《漂在都市》表现的就是这一主题。
《漂在都市》是一部深刻揭示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周士红以其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深刻的人文关怀,通过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和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展现了80后、90后农民工在城市化浪潮中的生存挑战和心灵困境。本文旨在对这部作品的文学地位、人物形象和作者的创作风格进行深入分析和评论。
一、 立体的人物群像:在欲望与纯真之间徘徊的“城市候鸟”。
小说聚焦王小雪、梁尚军、崔金龙、崔金花等一群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年轻人。他们怀揣梦想,渴望通过奋斗改变命运,却在城市的洪流中屡屡受挫。梁尚军从单纯少年一步步走向犯罪深渊;崔金龙在创业与失败中反复挣扎;王小雪在情感与生存的夹缝中逐渐迷失;崔金花则在苦难中坚韧成长……这些人物不是符号化的“打工者”,而是有血有肉、有欲望有软弱的真实个体。他们的命运轨迹,交织成一部都市边缘人的“浮世绘”。
小说成功塑造了一组逃离乡土、闯入都市的青年群像,他们绝非扁平化的符号,而是充满矛盾与张力的复杂个体。梁尚军——从“误闯者”到“坠落者”。他的人生轨迹是一条令人扼腕的下降线。从童年稚嫩的“情书”到被“小蝴蝶”欺骗,从为虚幻爱情远赴海外到最终因爱生恨锒铛入狱。梁尚军集中体现了在缺乏正确引导下,乡村青年面对城市光怪陆离时的无力与迷失。他的每一次选择,都混合着原始的欲望、天真的幻想和破灭后的暴戾,是小说中最具悲剧色彩的角色。崔金龙——理想主义“实干家”与屡战屡败的“妥协者”。作为故事的另一主线,崔金龙代表了另一种挣扎。他怀揣创业梦想,开小吃部、做假醋、经营广告公司,屡败屡战,展现了惊人的韧性。然而,他的奋斗历程也是一部与灰色规则妥协的历程——为开小吃部办卫生许可证不得不选择义务接送科长女儿往返辅导学校,为了生意的需要不得不违心伤害自己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的爱人。他的形象揭示了在特定环境下,坚守纯良与获取成功之间的艰难平衡,以及底层创业者的艰辛与无奈。王小雪——从“厌恶者”到“依附者”再到“觉醒者”。王小雪的命运是女性在都市中寻求依附最终幻灭的典型。她最初厌恶梁尚军的粗鄙,心属踏实上进的崔金龙,却在崔金龙事业受挫时,为生存无奈地成为权力与资本交换的棋子——成为范学文、刘一品们利用的工具和附属品。她的经历深刻揭示了在缺乏独立经济与精神支柱的现实情形下,女性身体与情感如何被物化的典型。王小雪最终携子归乡,拒绝所有男人的复合请求,是一种悲剧性的觉醒,也是对都市浮华的最后告别。崔金花与杨汝轩——苦难中开出的“坚韧之花”。这对夫妻代表了在夹缝中坚守尊严与爱情的另一种可能。从工伤、失业到杨汝轩最终坠亡,苦难一次次将他们击倒。但崔金花在艰难的维权道路上跋涉,获得最终的赔偿后,毅然选择担负起已故丈夫父母的养老送终的责任。她在“女人因独立而自信;女人因独立而美丽”的信条鼓舞之下,开店创业,完成了从依附者到独立支撑者的艰难蜕变。她的选择,为这部灰色调的小说注入了一抹难得的暖色与力量。
二、 深刻的主题挖掘: beyond “生存”,直指“存在”。
《漂在都市》不仅写“漂”,更写“无法扎根”的痛。小说通过几个主人公在城市中的种种遭遇——工作不稳定、情感无依、尊严受挫、法律边缘的挣扎——揭示了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身份焦虑与精神漂泊。他们既无法真正融入城市文明,也难以回归乡土传统,成为“两不靠”的悬浮者。作者以冷静而悲悯的笔触,写出了这种“无根状态”对人心灵的侵蚀与扭曲。
《漂在都市》的深刻之处,在于它超越了单纯展现生存艰难的层面,进而探讨了更为本质的“存在”问题。
身份的撕裂与认同的焦虑。书中人物普遍处于“回不去的乡村,进不去的城市”的尴尬境地。他们在城市是“他者”,在故乡是“异客”。这种双重疏离感,造成了深刻的精神无根状态。崔金龙最终决心“再不回上湾村”,是一种决绝,也是一种无法找到归属的悲凉。
王小雪是作品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她的形象代表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憧憬和对现实挑战的无奈。从高考落榜到城市打工,再到被迫从事不道德的职业,王小雪的人生轨迹展现了梦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揭示了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心理落差和生存困境。梁尚军的形象则代表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身份认同迷茫。从被迫辍学到混迹社会,再到出国打工,梁尚军的人生经历反映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边缘化状态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崔金龙和崔金花兄妹的形象则展现了城乡差异对个体命运的深刻影响。崔金龙的奋斗与挫折,崔金花的坚韧与无奈,都是城乡二元结构下个体命运的缩影,体现了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复杂情感和生存挑战。
纯真的流失与道德的困境。小说毫不避讳地描写了乡村淳朴美德在都市丛林法则下的节节败退。梁尚军的堕落、王小雪的妥协、崔金龙的灰色手段,都指向一个残酷的现实——在生存压力下,道德底线不断被重新定义。然而,作者并非简单地批判,而是带着理解去呈现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现实,引发读者对时代与人性的深层思考。
系统性的困境与个体的挣扎。个人的悲剧背后,总有系统性的影子。无论是工地安全措施的缺失、维权道路的艰难,还是办证过程中的权力刁难,亦或是企业管理中的冷漠与不公,都清晰地表明,人物的命运不仅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更是社会结构性问题下的必然。这使得小说具有了强烈的揭示社会现实主义的色彩。
三、 精妙的叙事艺术:细节的力量与结构的交响。
小说将“生活细节决定人生成败”这一理念贯穿始终。无论是崔金龙为办证接送科长女儿,还是王小雪因丢失手工针而遭处罚,或是梁尚军为爱情远走他国却最终幻灭……每一个细节都是人物命运的转折点,也是社会现实的缩影。作者通过这些看似琐碎却极具代表性的情节,构建起一个真实可感的世界,让读者在细微处见宏大,在平凡中见深刻。
细节的真实感。周士红的叙事魅力在于其对生活细节的精准捕捉。清晨五点被叫醒的摊铺工、隧道工地里令人窒息的混合气体、集体宿舍中隔开的布帘、为办证接送孩子的五十二天……这些细节如同一块块砖石,垒起了故事真实可信的根基,让读者的感官与人物同步,共同体验那份疲惫、屈辱与渴望。
多线并行的复调结构。小说采用多人物视角并行推进的叙事策略,如同交响乐的不同声部。梁尚军的“邪道”、崔金龙的“正道”、王小雪的“情路”、崔金花的“苦路”交织在一起,共同奏响了一曲恢弘而悲怆的都市漂流者乐章。这种结构不仅扩大了故事的容量,也形成了人物命运间的对比与呼应,深化了主题。
四、 作者与时代:一位记录者的使命感。
作家周士红,先后做过中学教师,乡政府秘书,乡镇企业厂长;从事过国企、外企、民企管理工作。自小便和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尤其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周士红走上讲台,风度潇洒地传道、授业、解惑时,便不时有散文、小说、报告文学之类的作品见著报刊,可谓是家乡百里挑一的秀才。之后,他始终延着文学海洋的岸边,驾着梦想之舟,迎风破浪,笔耕不止,无怨无悔,为达到自己理想的彼岸而坚持不懈。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共发表和出版作品近三百余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人约天涯》、《新生行业》、《飘在都市》、《大潮起落》;中短篇小说《飘动的云彩》、《燕子归来》、《一束鲜花》、《小道曲曲弯弯》、《“芝麻官”王正国》;散文《唐奶》、《父亲的眷恋》等等。其创作题材丰富:从家庭情感类小说,到社会问题小说,再到职场题材小说,几经转换,娴熟地书写着多种题材,其闪转腾挪、灵活自如的笔触令人惊艳。新近创作的一部近50万字的长篇小说《潮生》是作家历时数年完成的又一部讲述一个家庭两代人在时代与命运的浪潮中挣扎、沉浮与新生的故事,反映两个时代背景下一个家族的命运沉浮史。故事饱满,人物立体。
周士红丰富的人生经历——从乡村教师到企业管理者——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素材库和观察视角。他既懂乡土的人情世故,也谙都市的运行规则。因此,他笔下的人物没有沦为被俯瞰的样本,而是被平等地对待、被深刻理解的鲜活生命。他的写作,承载着一位有良知的作家记录时代、为沉默者发声的使命感。他所荣获的“五个一工程”奖、袁鹰文学奖等诸多奖项,正是对其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双重高度的肯定。
作为一位有着多年基层工作经验的作家,周士红对城乡社会生态有着敏锐的观察与深厚的理解。他的笔触既冷峻又温情,既不回避现实的残酷,也不放弃对人性的希望。在《漂在都市》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他对社会问题的揭示,更是对普通人生存意志的礼赞。尤其是崔金花在丈夫去世后坚强创业、承担家庭责任的形象,仿佛成为夜色中一束不灭的光。
五、《漂在都市》的文学地位:一部深刻揭示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态的力作。
周士红的长篇小说《漂在都市》是一部深刻描绘当代中国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与乡村、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求存的现实主义力作。作者以其丰富的人生阅历与扎实的文学功底,构建了一个充满张力又贴近现实的故事世界,不仅呈现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更折射出社会转型期中个体与群体的精神困境与生存哲学。
作家以其独特的创作视角、鲜活的人物形象展现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生存挑战和心灵困境,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对这部作品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现实,关注他们的权益保护,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和谐。一是现实主义的回归与超越。《漂在都市》以其贴近现实的笔触和深刻的社会意义,标志着现实主义文学在当代的回归与超越。作品不仅真实再现了农民工的生活状态,更进一步探讨了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身份认同和心理变迁,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的深刻反思和文学的社会责任。 二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代言人。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代言人,《漂在都市》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展现了这一群体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独特经历和复杂情感。作品不仅记录了他们的苦难和挣扎,更揭示了他们的梦想和追求,为这一群体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三是社会变迁的镜像。《漂在都市》是社会变迁的镜像,反映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深刻变化。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既是个体命运的缩影,也是社会变迁的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总之,《漂在都市》是一部值得反复品读的佳作。它不提供廉价的安慰与虚假的成功,它只是冷静而忠实地呈现:在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一群普通人如何用尽全身力气去生活、去爱、去梦想,又如何在与现实的一次次碰撞中头破血流。它让我们看到,所谓的“都市梦”的背后是无数具体的、琐碎的、不堪的,却又闪烁着微弱人性光辉的细节。读完此书,我们或许更能理解身边每一个“漂泊者”的沉默,也更能反思,我们每个人在这场时代的洪流中,该如何安放自己的身体与灵魂。
作者简介:郭玉琴,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80后女作家。主攻文学评论,兼涉散文与中短篇小说创作。作品见于《长篇小说选刊》《中国女性文学》《中华读书报》《北京日报》《羊城晚报》等百余家报刊,累计发表逾百万字,多次获省级及以上文学奖项。其评论聚焦中外作家作品,融合乡土叙事与女性视角,被赞“刻画人物鲜活立体,展现中原地域生态美”。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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