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与门——北京青年诗会主题活动访谈之李浩]

读书、写诗、工作，在广阔的生活内运动
——陈家坪访谈青年诗人李浩

 
陈家坪：北京青年诗会首次诗歌朗诵活动“桥与门”，主要由你来负责邀请诗人，那么，在邀请诗人方面你有什么考虑？你们对这次诗歌朗诵活动有什么价值方面的设想？
李浩：这次朗诵会参与朗诵的诗人和一些特邀诗人，事先由这次诗会的发起人：你、张光昕、苏琦（发雷）、张杭（杭子）、江汀、和我，共同参与提名邀请的。这次诗会，我对受邀参与朗诵的诗人的意见是以三十岁左右的年轻诗人为主。当我将这次诗会的约稿函发到我非常尊重的诗人、批评家冷霜那里时，他给我的回信是，“建议以30岁以内年轻诗人为主，20人以内，这样每人可以多朗诵几首。”我与他真诚的建议不谋而合。在这里，再次感谢来自各位同仁、朋友的鼎力相助和宝贵的意见。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邀请了一些生于不同年代的诗人参与这次诗歌朗诵，譬如：殷龙龙、阿西、秦晓宇、韦锦、回地、大卫、成婴、安琪、你；还邀请了帕斯捷尔纳克诗歌与传记的重要译者王嘎先生，为大家朗诵他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同时，我们还向一些颇有影响、很受尊重的诗人、学者们、诗歌译者，譬如王家新、西川、臧棣、周伟驰、霍俊明、李少君、夏可君、姜涛、冷霜、杨铁军、骆驼、王炜、杜力、大仙等诸多朋友，发出了我们真挚的邀请。
这几年，我们的诗人与诗歌，被那些无聊的诗歌流派，如同注射了兴奋剂的白热化诗歌活动，和地方上自立山头的各种大佬们、老大们的各种五花八门的“诗歌组织”，以及各地兴起的以利益与权力作为主导的诗歌奖等等，“切割”的乱象众生，连诸多驰名海外的洋诗人也涉身其中享受着博大中国的物质款待、诗的怜悯。
这次诗会，我们以包罗万象的胸怀，开阔的视野，秉承其“大道之行”的诗学观念，来邀请那些身怀各种秉赋、同时追求写作极限的诗人，参与这次诗歌朗诵会。他们是：阿西、安琪、车邻、陈迟恩、陈危、成婴、大卫、戴潍娜、戈多、黄茜、回地、江汀、昆鸟、李海鹏、李浩、李怡静、流马、秦晓宇、弱水、盛华厚、苏琦、王辰龙、王东东、王嘎、王志军、韦锦、徐亚奇、殷龙龙、于贞志、张杭、张慧君、赵成帅、赵晓辉，还有一些准备了即兴朗诵的诗人与诗歌爱好者，还有一些我们邀请参与朗诵的诗人，譬如王艾、吕约、王炜、大卫、二十月、雷人、彭敏、徐钺、李淑敏、林侧、苏笑嫣等，因为有事，无法过来朗诵他们的诗，在此一并致谢。
这些诗人，来自全国不同的乡村与城镇，汇聚于北京，并在北京不同的角落读书、思考、写诗、工作、生活。这些诗人的身上都携带着各自不同的天赋，我希望他们在生命的成长中，能够领受、善待那“随时间而来的智慧”，并能够充分地保护、爱惜、释放自己生命中的那些来自造物主的恩典与馈赠。
至于“对这次诗歌朗诵活动有什么价值方面的设想？”我觉得对我们这些诗人来说，所有的设想都是有限的，冒昧的。对我而言，我更加期待，这些青年诗人的写作，这才是我关心的核心问题。我们不能以他们朗诵的一两首诗作，来概括、阐释你认可或者发现的某种诗歌价值。因为这些参与朗诵的大多数诗人，他们各自的写作自成一个完整的个体，这是他们通往广阔和创造性书写的基础。如果我们有充足的时间与精力的话，对他们进行个案分析，我认为要有效的多，并且一点都不过分。正因如此，他们以独立的个人的写作姿态，汇聚、生活在北京这样一个跨地域的城市，以他们个人独有的写作方式和个人的美学追求，发掘自我与世界之间存在的秘密，并在这里逐渐汇入那条文明的精神河流。
 
陈家坪：在这次诗歌朗诵会上，你会朗诵什么诗歌，通过你的诗歌朗诵你想给听众传达一些什么样的诗歌意味？
李浩：这次诗歌朗诵会，我选的两首诗分别是：二〇一三年三月三十日居住在北京上地环岛时写的一首《白日》，和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居住在北京什刹海时写的一首《去衡水途中》。这两首诗的写法完全不一样，并且不适合朗诵。譬如《白日》这首诗，她的特点是“从语言本身出发，在诗歌语言范畴内进行创作”，算是比较个人、个性化的抒情诗；《去衡水途中》这首诗的主要特点是“从个体是自身的经验出发，围绕着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来构筑自己的诗歌语言”，是带着控诉的声音与批判混乱的社会现实的诗。这首诗里有一个悲惨的故事，大约二〇〇六年左右，我堂姐的一家来北京打工，她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外甥，下学后在北京跑黑车。那年春节期间，河北衡水的一帮人包我外甥的车回衡水过年。他将客人连夜送到衡水，从衡水回来的路上出了车祸，戕死在北方严冬冰冷的公路上，肇事者至今任然逍遥法外。今年五月份，受邀参加衡水诗歌节，我在高铁上看着窗外的土地、平原、良田、电厂、油菜花、工业园、烟囱、违章建筑、楼盘与工地、人和事，等等，忍不住心中悲痛，便写下了这首诗。其实，这首诗在写完之后，让我想起另一个故事：“事后加音对他弟弟亚伯尔说：‘我们到田间去！’当他们在田间的时候，加音就袭击了弟弟亚伯尔，将他杀死。上主，对加音说，‘你弟弟亚伯尔在哪里？’他答道：‘我不知道，难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人？’上主说：‘你作了什么事？听！你弟弟的血由地上向我喊冤’”。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对于信徒来说是天主的话。这句古老的“由地上向我喊冤”穿越了几千年，却仍然响彻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寸土地上，每一片天空中，每一棵草木里。二〇〇九年十月，我写过与之处在同一精神维度的小诗，在我的精神内部不断“爆破”的成长中，不同时期的写作在彼此完成着写作者：
 
暴露在地面上的石头与砖块，
让我亲眼看到，我里面的灵，
 
好像龟壳开裂。居住于尘土中的
时间，已经形成浩瀚的荒漠。
 
时间布满我们祖先的肋骨。
你说，“地球在喝着人血。”
 
当一天的太阳升起，峡谷，清晨，
和我们，就开始了血的圣洗。
 
                     （《花冠》，2009年，北京）
 
回到朗诵诗歌的话题上来，其实这两首诗，放在一起读，会让听者很不舒服，它们的反差很大，不过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记得，二〇一〇年九月三十日，受邀到人民大学参加“人大首任驻校诗人多多诗歌专场朗诵会”，与满头银发的多多谈诗时，他那坚定而神秘的目光，他身上你根本无法猜测的那种生存方式，和他身上散发出的非凡强力，令我平静地沉思在与他的交谈中，陡然，他用他那金子一般的嗓子对我说，“你读到什么，就是什么！”当时，在那种谈诗的情景中，他的这句话，让我回味无穷。那么，还是请读者、朋友们，去读——去读诗！诗人的诗，更能见证诗人要说的话，他关心的问题，与他生活的时代。
 
陈家坪：中国诗歌学会微信公共号(微信号：zgsgxh2014)作为当代先锋诗歌推介平台，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受到国内外诗人、读者的广泛关注，除了借助互联网的有效传播力量之外，我想跟你个人的诗歌意识、诗歌理念的成熟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在编辑和发布诗人的诗歌时，你的标准是什么？
李浩：在没有来到中国诗歌学会上班之前，我几乎一直活在读书、写诗、思考之中。那时候，我不会玩微博、不会玩微信、博客开过几个礼拜之后，就关闭了，这是零几年的事情。除了给朋友回邮件之外，也不上网。我有个豆瓣，偶尔会上来贴首诗，但是主要的动机是想看一些朋友最近在读些什么好书，一些非常优秀的读者推荐的、大都是我没有听说过的，也没有读过的、不同语言最新翻译成汉语的书；好些书是刚刚出版、或者即将出版的，网上能够买到的、我基本是立即购买，下订单、购买，这大都是在网上发生的，有的是到书店里买回来的；那些还没有上市的，就收藏起来，偶尔到网上逛逛、看看这本书是否上市，就这样默默地等待一本书、直到买到手。从这一点上说，互联网，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方便。
二〇一四年二月份，我来到中国诗歌学会上班，主要负责单位的网站，兼《诗志》杂志的编辑。没过半个月，我的同事，也就是著名诗人大卫先生，积极建议我们中国诗歌学会搞一个微信公号，并且强烈要求让我来做。当时，我心里是不赞成以微信这样的方式，来发布诗歌的。因为我不知道，这对诗歌写作和诗歌本身，有何意义？
从做单位的微信开始，我便玩起微信来了。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都在研究，在微信里，如何发布诗人的作品。遇到技术问题，便找朋友，向做微信的朋友请教，微信怎么做，等等。后来，我通过同事娜仁琪琪格，找到美女诗人、作家苏笑嫣。她帮了我的忙。就这样，慢慢地经历了一段时间，积累了一些经验，终于能够娴熟地操作微信了。从这时起，我开始在发布的微信内容上思考一些问题，比如说，我该将怎样的诗人和诗歌，通过微信这个公众平台，推送给读者？这对我来说，很严肃。
与朋友见面时，一些朋友开始聊这个微信公号和微信上发布的诗歌，还有一些读者打来电话说，“读到某一期的微信上的某某诗人的诗，非常喜欢”；还有在后台留言的读者朋友们，有批评的，有褒奖的，有咨询投稿的……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在读者、朋友、诗人们的关注中，这个微信公号的内容也在不断地变化与更新着，这来自各个方面的读者、朋友的建议；也有我自己在工作中的一些经验；还有就是除了独立的判断精神和我们在当下推崇的诗歌价值之外，我以为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工作中，能够以宽阔的心胸、广阔的视野和多元丰富的价值观、将自我谦卑下来、为他人（诗人们）做事。
你问我：“发布这些诗歌的时候，我的标准是什么？”关于新诗的标准历来争执不休，我不希望我们的谈话，盲目地掉进那些不休争执的所谓合理的巢窠之中。我本人的写作，一直努力地站在“人性无法克服的软弱基石上的悲悯”内发声，这个向度是构成我对诗歌判断的维度之一。我写诗，可以这么做。但是，作为编辑，大家要知道编辑只是我活口的一份职业，作为编辑，在编辑、遴选诗歌与诗人的同时，我不能仅凭我个人写诗的“标准、追求、兴奋点、艺术个性、主张”来衡量（作为唯一的）他人的诗歌写作。我很清楚，文学编辑有他们自己的综合看法（对诗歌文本的判断）、有这个职业的专业训练、有个人的文学修养、有这个职业的道德与存在的智慧。
我记得有一回，和青年诗人张杭、江汀、喑篱等，在德内大街边上的云南味道饭馆里吃饭。我们的交谈中涉及到同样的话题，我说，“我在遴选、编辑、发布那些诗人的作品时，我一直都在客观地、努力地，甄别、矫正、补偿自己在发掘诗人和发现好诗时，处在的局限、狭隘、和自己的无知……”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至于你提到的这个微信公号在短短的时间内，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反响，除了自媒体自身，赋予给我们无法估测的传播力量之外，还有就是这里推介的诗人和他们的诗歌，在这种传播渠道中，在读者那里为读者朋友们提供了他们的精神渴求。或许这也在为我们，暗示着某种“精神隐患”。因为我很难想象，读者天天拿着手机读诗，是什么感觉。发布微信中的内容时，其实整个过程都是在电脑上操作、完成的，发布之后，大家就可以用手机看了。难道我们“传统”的阅读模式和生活习惯，真的被彻底地颠覆、摧毁了吗？
作为诗人，我非常欣赏盖瑞•斯奈德的见地，他曾说“作为一个诗人，我依然把握着那最古老的价值观，它们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土地的肥沃，动物的魅力，与世隔绝的孤寂中的想象……”这是何等神奇与壮观，何等的生生不息啊！难道我们真的要与我们的本源（母体），从此一刀两断，永远地踏上无根的“流亡”之途吗？
说到这里，让我想起，前几天在杂志上读到的来自法国诗人、散文家安德烈•维尔泰，五月七日在广州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颜亮的采访时说到的几句话：“……诗歌永远是针对一个人的，它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关系。就像晚上的沙滩，所有的人都在游泳，我们都在同样的月光下，月亮把每一个人都作为自己的一部分，每个人也都是月光的一部分。每个人个性化的、私人的这一部分都必须被尊重。”我们在现代的生活与工作中，我以为，保持原始森林中的那只猛虎的警醒，在读书、写作、工作中，聆听圣人、贤人的教导，朝向广阔而丰盈的生活，以免在仰望的时刻，滑进可怕的陷阱，扼杀掉那独一的“自我”，从而割断了作为个人的存在之根。
 
陈家坪：读你的诗集《还乡》，我能体会到你的诗歌里表现出来的一缕记忆的月光所照明的人与事，非常迷人，你能介绍一下你这本诗集大致的写作情况吗？
李浩：说到《还乡》（2014年5月，杜弗书店）这本诗集，要感谢茱萸和秦三澍这两位好友。《还乡》这本册子，是茱萸和三澍两位好友策划、设计的《杜弗•诗歌手册系列》中的一册，我之前在豆瓣上关注过他们的这个诗歌系列，他们已经出品了很多优秀的年轻诗人的诗集。今年，大概是在北大未名诗歌节开幕前后，我和茱萸、三澍等诸位朋友，相逢于帝都（北京）小聚，茱萸跟我提起他出品的《杜弗•诗歌手册系列》，并请我也整理一个册子，我当时就答应了他热情而博学的邀约。后来主要是三澍负责和我联系，并跟我说明了他们《杜弗•诗歌手册系列》制作的要求、创意等细节之类的事。
这是整理《还乡》这本诗集的一个诱因。如果你留意一下这个册子里的诗歌的写作时间，会发现这本册子上所选的诗，在写作时间上跨度是非常大的，比如《乡村坟场》这首诗，也就是这个册子里的第一首诗，是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写的。这首诗，在写作上，诞生于三个时空：一是对童年生活在豫南农村（更为准确地说，是在淮河上游南部、大别山北麓的一带美丽乡村）完全清洁之心的记忆，这是写作这首诗歌的“内驱力”。二是在城市流浪，求学之路，异地，城市与血液里激荡的只能以铁轨和正在修建的高速公路作用于你的乡村，它们互相生长着彼此不可调和的张力，而这两种力量，伴随着你脚下的路，伴随着你渴慕完成而又被时代之手强行分裂的自我之途中，不断地复杂与蓬勃起来，不断地将你留在某一座断桥上，或者封在某一扇铁门内。在这个写作阶段，对于正处于寻找语言、内化经验、思考生命与存在的青年诗人来说，这两种力量，穿行在他的身体与心灵之中，它们在试图参与构造他（或许是这一代人）的心智；那同时也是一个痛苦、绝望、挣扎、理想、暴力共存的此在。三，这首诗是在城市生活中写就、定稿的，我记得我当时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正坐在湿冷的珞珈山下的小屋里，读爱尔兰的大诗人希尼。我一直在说这首诗，并不是在强调这首诗写得多好，它并不是我最好的作品；而我想说的是一个开始，也是我后来在思考个人的写作时发现的，这个开始让我意识到，我找到了自己的语言，并且在用“坟场”、“野狗”、“坟头”、“乌鸦”、“天堂”、“火”写诗。这三重空间，在写作的隐秘中，互相支撑、协调与运动，并不断地启动那无法规定的外延之事、物所指向的精神内涵。
我们翻到这个册子的第四十八页，可以看到最后一首诗的末尾写作时间是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日。从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到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日，写作上的时间跨度为八个年头。同时这个册子上的诗，写作的地理也是不同的。像《还乡》、《哀歌》、《十年前，在回龙寺》这三首诗作，是我二〇一三年五月至二〇一四年一月，从北京回到河南郑州工作时写的。在这期间我写了很多诗，这只是其中的几首，也是我最为重要的几首，尤其是《还乡》。还有二十多首，我还没有定稿，在我看来，与这几首诗，它们之间互相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他们是不可分割的。我也不敢轻易写它们，除非在“不得不”写的状态里，我才坐下来写，如同一个盲人，站在窗前期待看见闪电。在这里我还想多说几句，在写《还乡》、《哀歌》等这些作品的时候，比我年长几岁的、实力诗人、批评家余旸，在我之前已经写过一首题为《还乡》的中长诗。我跟余旸是同乡，我们老家相距大约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两个人的老家，大家在著名学者、思想家、历史学家顾准先生的日记中，可以读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历史真相：息县（《息县日记》）、商城（《商城日记》）。我在写这些诗歌的时候，顾准先生的《顾准日记》和余旸兄的诗歌，对我写这些诗，起到了很大的帮助；甚至在精神上，我认为是共振的、互为的。像《沙雨泻入天幕》、《主啊，求你俯听》、《金属壳》、《礼拜天》、《词语》、《冬天的诗》、《千禧年》这些作品，都是我二〇〇九年秋天，从武汉来到北京，北漂期间创作的。《我的马是我的故乡》，这首诗作，是在武汉写完的草稿，来到北京之后两年，才定稿的。像其他《相信上帝》、《牧人的黄昏》、《农历日》等这些作品，都是在武汉、信阳、息县、香港写的。这些诗歌，在不同的气候、自然（人、城市、山水、乡村、建筑、植物、动物等）与地域空间内诞生，从我的生活、感受与写作的经验来看，它们在将我们的写作、情感、经验、存在、汇集在“大道”上，“可用共同人生来检查来龙去脉的语言”。‚其实，这个册子中的诗歌选法，我并不满意。因为进入城市生活之后，我生活的乡村恩赐给我的纯朴、粗糙、性观念、贫瘠、嫁娶哭丧（红白喜事）、原始的耕种经验等，在渐渐地被城市化生活的经验渗透、消磨、吞灭，以致将“忽略自身天性的必然倾向”。ƒ我所指的是，“够格的乡村诗歌需要硬实的质地、生长的态度和讴歌的嗓音，乡村诗人如同回光返照”。④写纯粹的乡村诗歌，是不可能的，我们也不可能长出那一幅天然的嗓子。这个册子中所选的诗歌，如果从文本上仔细甄别的话，只能说不同程度地保存着来自乡村生活的经验，这个经验不是完全来自记忆，而是真实的乡村生活，在你的生命里播下的种子存活下来了，并随着你生命的成长而成长，长出来的这些乡村经验，成了你生命中，唤起你写作的一个能量来源之一。譬如说《还乡》、《哀歌》、《十年前，在回龙寺》、《故乡吟》、《挖鳝鱼》、《乡村坟场》，这几首诗从使用的词语、意象、经验和现场（诗中出现的场景）来看，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诗人是在以现在还残存在诗人生命中的乡村的物、感受、经验、情感、天空、民俗、神话、传说、方言、非自然等写豫南乡村的故事。当然，这些诗中的内容与情感，以及形式，远比我在这里说的复杂、丰富、深刻；在写诗上，曾经对我有过引导的、我的一位兄长，著名诗人、批评家李建春先生，在读到这里面的某些诗作之后，有过这样的评介：“我是亲眼看着李浩，将自己的成长逐渐逐渐地，与这时代的秘密联系在一起。秘密总是残酷的。他已在通往某种残酷诗学的方向上，这也是我一直在琢磨的。他的思路是将荷尔德林式的理想主义或语感，与生活中的真实场景强行焊接。因此有这么多的时空纠结，心境与主张的纠结。没有必要去理清。将意象的震撼效果提炼到无言以对。他的诗是失语的诗，是沉默的诗，有些地方，有点像德国新表现，像基弗、巴塞利兹、伊门多夫和朋克他们，注意到这一点让我很高兴”。⑤还有你也曾这样说过这个册子里面的某些诗，“李浩这一组诗（《哀歌》、《十年前，在回龙寺》、《场景》、《原野》、《我的马是我的故乡》）语言密度很大，能感受词语在现实中冲刺而经受到的阻力。但又很透气，节奏平衡，始终保持着诗性的灵动。其粗犷的比喻中，有一股扭劲，有深婉的精神指向”。⑥对于诸位兄长对这些诗歌的褒奖，在诗歌写作上，我始终以警惕的方式，来甄别、辨识自己的创作，然后警戒自我。甚至对文学批评的态度，我也是如此。我们的写作，是不能掺杂进任何权势、功利、与爱无关的公器，至我们的思维、情感、经验、内心之中的。像《相信上帝》、《牧人的黄昏》、《主啊，求你俯听》这几首诗，是我在基督里祈祷、灵修、“信、望、爱”中写就的宗教信仰浓厚的、在灵魂里向上帝（天父）哭喊、歌唱、舞蹈的诗。二〇〇八年之后，直到现在，对上帝（天主）的信仰，是我的生命与写作中的核心价值。我这样说，并不是在说，我在写其他的作品时，就不存在这一核心的价值，不是的，在这一点上，我坦率地说，我们的写作，同时也在考察着，当今的读者是否可以用更加宽阔的视野来发现其中幽微的奥义；同样，写作者也在做着相同的努力，读书、写诗、生活。我们再看，像《沙雨泻入天幕》、《金属壳》、《礼拜天》、《词语》、《冬天的诗》、《旅人》、《千禧年》、《挽歌》、《农历日》这些诗歌，就不是那么好看了，因为这些诗，从表面上看是在写城市里生活的人与物、心灵与现实之间的故事，那么它们的指涉除了政治和人文环境的巨变之外，其中个人的精神处境与情感、处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比以往更加复杂了，这个问题在我个人的倾向上会更加偏重。我会更愿意在这一点上耗费心力来写。再譬如《太阳岛之诗》、《我的马是我的故乡》等，这些诗有象征与神秘的传统在里面，又是一个新的维度。
《还乡》这本诗集里面的诗歌，从《乡村坟场》开始，从不同的创作维度小规模地展示了我些年来，在诗歌写作上，对多重空间、多种可能的写作的开掘与探索。这一点是我当时，答应茱萸与三澍两位好友，来遴选这本诗集的初衷。同时，对读者、朋友来说，这一点是可以信任的。刚才我在上文中说到，《还乡》这本诗集，在选法上我并不满意。原因是我的确在写《还乡》这样的一本诗集。而目前收入在杜弗书店印行的这本诗集《还乡》里面的作品，只有少量的几首。上文中提到的，还有二十多首，就是从北京回到河南郑州工作期间写的那些诗，还需要我花很大的功夫来修正，甚至有些作品，需要我进入特殊的写作状态，倾听“婴儿的启迪”，用“坟场”、“野狗”、“坟头”、“乌鸦”、“天堂”、“火”、“墓碑”、“繁星”、“砖墙”、“鱼肠刀”、“麻绳”、“瓦罐”、“鬼魂”、“死胎”、“耗子药”、“瓶渣子”、“刺条子”、“黑碗”、“尿管”、“篱笆”……来重写它们。你在上面的问题中，提到：“读你的诗集《还乡》（2014年5月，杜弗书店），我能体会到你的诗歌里表现出来的一缕记忆的月光所照明的人与事，非常迷人……”迷人，在文学性与艺术性的创造与提炼上是有的，因为诗是最高的文学形式，苏格拉底也曾说过，“诗的创作是一种奇迹，因为正像酒神的信徒在陷入迷狂时会从河水中掬起乳蜜一样……”。⑦嗯，残酷的迷人。但我们绝对不能忽略，我们正处于无以言对、失语与灭世的生存境地啊！
 
陈家坪：阅读你正待出版的诗集《风暴》，感觉你的诗歌写作有一种高亢的音调，横扫一切的气势。我体会你的内心有一种大情怀，既是浪漫的，也是充满悲悯的。也许最复杂的是风暴过后巨大的宁静，一切自然、情感都瞬间进入到新的秩序里，随后便是复原与重新整合，其中包含了信念，是这样的吗？
李浩：现在谈《风暴》（上海三联书店，即出）这本诗集，对我来说有种“泄密”的感觉，因为写作乃是祈祷的一种形式。⑧有信仰经验的人都知道，祈祷是人对上帝说话，读经（指《圣经》）是神对人说话。人在面对上帝祈祷时，他对上帝所说的话，上帝自有祂的安排与美意。人与神的沟通，是建立在“信、望、爱”三德的基础上，完成的。人的唯一通道是神（圣父），而唯一的中保是耶稣基督（圣子）。这种来自我长期的，对真理（上帝）的渴慕与寻求的信仰经验，自二〇〇七年开始，便逐渐默入我之后的生活、思考、阅读、写作、趣味与辨认世界的能力中，同时祂将我放在祂的眷顾中，带领我进入一种“自明”，并在那种自明的灵界状态里，启动、恩赐与更新着我的思考、写作、生活，以及那些已经辨认出的事物，或者新鲜、带刺的词。
六年前，我的良师益友著名学者、诗歌批评家荣光启先生，在读完《相信上帝》（2007年7月15日，珞珈山）的初稿时，颇有发现地指出：“我预感到，2007年，将是他（李浩）写作上的一个转折点。”我认为他当时的观察，有他的敏锐洞见。
从二〇〇七年七月开始，对我的写作有整体了解的朋友，会发现从《相信上帝》（刊发于《低岸》第四期，2009年12月，回地主编）这首诗，在我的写作中出现之后，我的诗中也随之出现了一个非常核心、持久、稳定，并使我的激情俱增的言说对象，那个对象可以精确到“圣三一体”，即上帝。这也成为了我诗歌的语言、节奏、音域、气息、对话、形式中的，最为“隐晦”的质地与声响。在这长达七年（从2007年的《相信上帝》到2014年的《还乡》）的阅读、写作、训练、生活、思考中，我感觉我在诗歌内部行遍了千山万水、经历了人世百态与灵界中的各种奇象。我与之言说的那个对象，也在不断地探视着我的性格、呼吸与血气。她是那样的隐秘、幽微。她领我进入窄门前的光斑，走出当下读者的眼眶与视力；甚至使我热爱的词，在不断地通向“封闭的世界”。而诗的本身，也在这个追寻真理的过程中，逐渐地被喧嚣、争吵、权势、利益、平庸封存起来，似乎在某个空气稀薄的极地等候着某些高明的来者，共同挖开那些诗中的金属、井盖、荆棘、窑洞、暗礁、光，以及地下的城市和世俗的天堂等等，直往封闭在诗中的那些隐蔽的暗物质与来世。
《风暴》（上海三联书店、即出）这本诗集的第一首诗是二〇〇五年在武大珞珈山下的梅园宿舍后面的一条石径上散步时写的，曰：《Postscriptum》。我记得那是一个湿气回升、清凉的傍晚。日晕正好笼罩在珞珈山的山顶上，并斜倚在山顶上方向天空的四极扩张。当我快要走到哲学院附近的防空洞口时，一丝丝强光至上而下斜射过来进入我的眼角迅速地微微地闪烁三、两回；我懒散地停住、提着犹疑的脚步，站在一片落叶、青色的碎石、暴露的树根、葱郁的常青藤与花草相织的山脚坡地，无意识地，似乎被某种活动在我心脏、意志之外的氛围带动一样，我就这样顺着一道道至上而下的丝丝强光缓缓地抬头望去，正好撞入这一罕见的天象里，那些各种颜色汇聚而成的光环与光点，如同你的瞳孔，然后从你的瞳孔中，进入你的大脑，那些光环与光点，进入瞳孔之后，如同一行一行的诗句，在你的脑子里面飞舞，好像被暴风吹动的雪片一般。当时，我的唇齿不自觉地，上下启动着，默念起里尔克于一九〇〇年十月中旬，在柏林和施马尔根多夫写的那首著名的《沉重的时刻》(冯至译)：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哭，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哭，
哭我。
 
此刻，有谁在夜里的某处笑，
无缘无故地在夜里笑，
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走，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走，
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死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死，
望着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哭”、“有谁在夜里的某处笑”、“有谁在世上的某处走”、“有谁在世上的某处死”、“无缘无故地在世上死”、“望着我”——顷刻间，T.S.艾略特的《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诗句和洛夫的那首长诗：《石室之死亡》，以及里尔克的那首《啊，诗人，你说，你做什么……》，仿佛正要揭开珞珈山上陌生人的坟墓，而沉醉在桂花香气中的光芒——涌入，飞沙走石一般，在那种非常激越的意志内，“含混地”飞了出来：
 
那么我们走吧，你我两个人，
正当朝天空慢慢铺展着黄昏
好似病人麻醉在手术桌上；
我们走吧，穿过一些半清冷的街，
那儿休憩的场所正人声喋喋；
有夜夜不宁的下等歇夜旅店
和满地蚌壳的铺锯末的饭馆；
街连着街，好象一场讨厌的争议
带着阴险的意图
要把你引向一个重大的问题……
唉，不要问，“那是什么？”
让我们快点去作客。
在客厅里女士们来回地走，
谈着画家米开朗基罗。
 
黄色的雾在窗玻璃上擦着它的背，
黄色的烟在窗玻璃上擦着它的嘴，
把它的舌头舐进黄昏的角落，
徘徊在快要干涸的水坑上；
让跌下烟囱的烟灰落上它的背，
它溜下台阶，忽地纵身跳跃，
看到这是一个温柔的十月的夜，
于是便在房子附近蜷伏起来安睡。
 
呵，确实地，总会有时间
看黄色的烟沿着街滑行，
在窗玻璃上擦着它的背；
总会有时间，总会有时间
装一副面容去会见你去见的脸；
总会有时间去暗杀和创新，
总会有时间让举起问题又丢进你盘里的
双手完成劳作与度过时日；
有的是时间，无论你，无论我，
还有的是时间犹豫一百遍，
或看到一百种幻景再完全改过，
在吃一片烤面包和饮茶以前。
 
在客厅里女士们来回地走，
谈着画家米开朗基罗。
 
          （《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节选，穆旦译）
 
凡是敲门的，铜环仍应以昔日的煊耀
弟兄们俱将来到，俱将共饮我满额的急噪
他们的饥渴犹如室内一盆素花
当我微微启开双眼，便有金属声
叮当自壁间，坠落在客人们的餐盘上
其后就是一个下午的激辩，诸般不洁的显示
语言只是一堆未曾洗涤的衣裳
遂被伤害，他们如一群寻不到恒久居处的兽
设使树的侧影被阳光劈开
其高度便予我以面临日暮时的冷肃
 
          （《石室之死亡》，第二节）
 
啊，诗人，你说，你做什么？——我赞美。
但是那死亡和气诡
你怎样担当，怎样承受？——我赞美。
但是那无名的、失名的事物，
诗人，你到底怎样呼唤？——我赞美。
你何处得的权利，在每样衣冠内，
在每个面具下都是真实？——我赞美。
怎么狂暴和寂静都像风雷
与星光似地认识你？——因为我赞美。
 
          （《啊，诗人，你说，你做什么……》，冯至译）
 
德国哲学家谢林在谈到艺术时，曾这样说过，“诗的写作仿佛是一种不由自主的行为；诗人无论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意图，却似乎总是被迫‘表现或再现那些他本人并未充分看透的东西——而这些东西的意义是无限的’”。⑨这是我后来才明白的一层艺术价值与写作的意义。而在写作内部，当你逆风、或者御风而行时，虽然道法不同，但是在写作之外的你，在你的意识中，在你与你个人对话的状态里，你的意识，你的笔，在飞速前行的道路上，我认为比谢林所认识到的要复杂而立体。
我就是步入“日晕”，然后在其他的精神个体与我互相发生、融汇的刹那，被日晕这个特殊的时刻容纳、觉醒、击中，写作本能地自发一种强悍的、具有召唤意义的精神引力，将你“从这里”直接引向至“到这里”。这也就是康德所认同的，“……诗歌要求最高的自发性和创造力，并在所有艺术中居于最高之等级……”。⑩在这样的状态里，在这样的时刻，我写下了（其实是被写）《Postscriptum》这首“紧闭着肉体”的学徒时期的尴尬诗：
 
树叶都在往下滑落。神的肤色因此忧郁，
鲜活。我因此爱上了青铜器，
并且，存在于——我向上的意识。
我的世界是一道窄门。于是我观摩铜镜。
 
我因终结之物的居所，坠入镜子凹陷的
宁静——死亡，或者盲井。
我打探月光的耳朵。一只吸血鬼，
在镜子里，无头的性感，一直扑向雪里。
 
          （《Postscriptum》，2005年，珞珈山）
 
《风暴》这部诗集的最后一首诗是《主人的塞壬》，二〇一三年完成、定稿的。这首诗是在河北永年县的一个孤儿院里写的。你也去过那里，二〇一二我们拍摄纪录片的场地。这首诗，写得是孤儿院里的一位神父讲的关于桃花（桃花，人名，姓王，孤儿院里的孤儿，患有先天性脑瘫）的故事。我认为这首诗直接地生成于三种“混沌”的价值状态：一是国人对天主（上帝）的信仰经验；二是直接来自基督宗教的文化对国人的影响、对国民性格的塑形；三是传统（儒、释、道价值传统）的中国乡村在与前者互相适应、互相融合、互相拒斥、互相裂变的尚未形成的价值形态。这首诗，就是在这样的“混沌”中生成的。
由于《风暴》这本诗集，在上海三联书店历时两年有余，目前已下厂正在印刷，我非常抱歉不能与大家共同分享、阅读这本诗集。我只能列出这本诗集里的第一首（《Postscriptum》，2005年）和最后一首诗（《主人的塞壬》，2013年），这两首诗的时间跨度是七年，也就是说这本诗集编入了我在这七年的写作里，不同阶段的不同诗作，一百二十二首。这段时间在我个人的生命旅途上，既危险，又充盈、惊喜。诗集中的每一首诗作，对我来说都是一首“新诗”，都倾尽了我大量的时间，心血与思考。《风暴》这本诗集能够整理出来，结集、出版，我非常感谢著名诗人、学者、批评家、翻译家周伟驰、刘平、荣光启这三位良师益友向出版机构的推荐与介绍，特别感谢周伟驰和荣光启这两位师长，对我在写作上的勉励与帮助。
你在阅读了《风暴》（电子版）这部诗集之后，也提出了你的判断，“阅读你正待出版的诗集《风暴》，感觉你的诗歌写作有一种高亢的音调，横扫一切的气势。我体会你的内心有一种大情怀，既是浪漫的，也是充满悲悯的。也许最复杂的是风暴过后巨大的宁静，一切自然、情感都瞬间进入到新的秩序里，随后便是复原与重新整合，其中包含了信念。”在这里我想将你提到的“信念”一词，纠正为“信仰”。别的，我只能请大家去读这个集子里的诗，去批评。
 
                              2014年9月30日，鼓楼
 
注释：
1.《圣经》，创4:8－10，香港思高版。
2.萧开愚：《信阳十一位诗人诗选序》，2009年11月1日在柏林，未刊发。
3. [美]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7月第二版，第121页。
④ 萧开愚：《信阳十一位诗人诗选序》，2009年11月1日在柏林，未刊发。
⑤ 李建春：《李浩简评》，2014年1月，未刊发。
⑥ 北京文艺网2014年1月24日《诗托邦》(网刊)，网址：http://shige.artsbj.com/stb_001/
⑦ 《道与逻各斯》，张隆溪著、冯川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第3页。
⑧ 《误入世界：卡夫卡悖论集》，[奥地利]卡夫卡著、叶廷芳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第170页。
⑨ 《道与逻各斯》，张隆溪著、冯川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第5页。
⑩ 《道与逻各斯》，张隆溪著、冯川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第8页。

                                                        （作家网编辑安琪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