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升与《北京文学》
 
 
作家、《北京文学》主编杨晓升

   
十四年前的一天，我走下阴暗的地下室，见一扇斑驳的木门上，贴着发黄的白纸条，四角卷起，模糊显出泛白的黑字：“北京文学”。敲开门，低窄的房里，散堆着书刊，或开或关的几扇门更低窄。我弯来拐去挪步进去，买了几本《北京文学》，双手送上稿子，接稿的人叫我过三个月再来。
   
而过了三个月，稿子没看。再过三个月，稿子还没看。我想还等三个月如不看，就永远不来，把稿子送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去。这时，卖刊的大姐叫我等会儿。她敲开一扇门，出来一个穿白净短衫、戴大片眼镜的白胖青年，眯笑着说他叫寇挥，稿子找不到了，让我再送去。五天后，寇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我的《梦》写得不错，新调来的杨晓升主编约我谈谈。
　　
我走进堆满稿子的内室，凸着大后脑勺的小屏电脑前，一个瘦长的身子，“唰”地随椅子旋转过来，几绺乱发耷在宽阔的额前，他穿的皮鞋起皱沾灰。“请坐。”他微笑着给我一张名片，眼睛发亮地盯着我，口气轻柔：“你能帮忙推销正改版的《北京文学》吗？”我搓着手：“开店卖鞋忙。”他前倾身子：“你有没有合适的熟人来推销？”“我刚来北京，没熟人。”“能否把《北京文学》摆在鞋店试卖？”我还是搓着手：“怕没多少人看。”
　　
他坐直身子：“我们准备发你的《梦》。这是对文学青年的鼓励。”我立即说：“我不需要鼓励。”他愣了一下，面对我，指着旁边红着脸的寇老师说：“你跟寇挥聊吧。”边说边旋转椅子，转过身去，又面对电脑，敲起键盘来。我和寇老师同时起身往外走。
　　
到门外，寇老师还是红着脸：“你怎么这样？你应该说‘谢谢’。”我梗着脖子：“我不是文学青年。”“他是主编，常说鼓励文学青年。”我还是梗着脖子：“稿子过硬，便发。鼓励发的，没味。”寇老师大镜片后的眼眯成线，笑，摆头。
　　
后来，我在图书大厦，见改版的《北京文学》洁白的封面上，有名作家黑色漫画像，觉得庄重高雅。而作家像下的名字是铅字，我认为改为作家的手迹较好。翻开内页，看到“新时期走红作家今何在”、“作家人气榜”和“新人自荐”等，很有创意，适合大众需求。但我认为精粹的短章多些为好，还有一些想法。而内页正有：“为了办好《北京文学》，敬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想起寇老师说过，编辑部的人都说杨主编，一切是为了办好《北京文学》，不分上班下班，没日没夜，是“工作狂”。“这样的工作狂，办事不成功才怪。”我不禁抱愧自己无能推销《北京文学》，只得提点浅见，便把想法一股脑儿写出，寄给杨主编。
　　
我再去图书大厦，拿起新出的《北京文学》，见作家像下的铅字改为作家手迹了，目录增加了不少陌生的作者名字，而我的信竟赫然刊登了！称赞杨主编的话都删了，其他的意见都照登。
　　
这时，寇老师已回老家工作，打电话对我说，《梦》想象奇特，他已写了推荐语，输入了电脑，叫我与主编联系一下。“鼓励是领导的口头禅。他们也想交朋友。”我便说：“那送一双鞋给主编？”“你先打电话与主编联系。”我给杨主编打电话，刚说：“我想送一双鞋给你……”电话中立即传来大声的：“这事不谈！”我感到脸被摔了一巴掌，火辣辣的。
　　
随后我想这信，杨主编没对我说就发了，可见他一心只为办好刊物，我便把我流泪写出的《故人西辞》，送给杨主编。发行部的代先生说主编不在，他转稿给主编。
　　
三个月后，我去编辑部，代先生说稿子已给主编，但主编忙得很。代先生送我出门时，碰到在门旁小厨房切菜、面部湿湿的白连春老师。代先生说我是他的朋友，白老师便说：“这位朋友写东西吗？拿来看看？”我立即说好。
　　
我把《梦》给白老师，他说语言不流畅，写了两页纸的意见，还分一、二、三。我见还没杨主编的回音，便把《故人西辞》寄给白老师。十天左右，白老师打电话我：“《故人西辞》写得好，我送审了。”我连忙说：“我不急于发表，主要想请你提意见，看怎么把稿子改得好些。”电话里没声音，一晌后，还是开始的口气：“《故人西辞》写得好，估计会通过。”我想起寇老师的教导，便说：“谢谢。”
　　
两个月后，杨主编打来电话，说决定近期发表《故人西辞》。我立即说等改好了再说，先请老师们提提修改意见。
　　我一进编辑部，杨主编就说：“《故人西辞》写得很美！幸亏白连春发现了。对不起，毛银鹏。我早就觉得，你送了一篇稿子来，我得看，但一直没抽出时间，差点儿埋没了。”我说：“好多人不喜欢《故人西辞》，说太沉重，看了绞心。”“沉重也是美，绞心就是力量。我们要的，正是这样。不痛不痒，不是艺术。幸亏《梦》没发，那篇太虚了，这篇才扎实。”我说：“寇老师说《梦》是艺术想象，《故人西辞》太实了。”他微笑着问我发过作品没有，我说只十多年前在《长江文艺》发过一篇小小说。他一挥手：“哦，那没事，这篇发‘新人自荐’。”
　　
想起我们初次见面，我便笑：“这是杨老师对我的鼓励。”杨老师连忙说：“这不是鼓励，是稿子好。我还没见写故人写得这么好的小说。我们都觉得不错。”他拿出审稿笺，指给我看。初审的白老师和终审的杨老师都是肯定的意见，二审的肖老师说选发。我请杨老师谈修改意见，他说整体很不错，只是后面的再精炼些更好。
　　
我完全沉浸在故人那悲惨的情境之中，逐字逐句琢磨，每个标点都不放过。半个月后，才一笔一划地誊清，交给杨老师。
　　
那时是年底，我已有一年半没回湖北老家。登了《故人西辞》的《北京文学》，刚出厂，正散发油墨香味，我便买了80本带回去，感觉荣归故里。
　　
过了春节我到北京，杨老师说，即将召开首届老舍散文奖授奖大会，他利用这次机会，介绍新改版的《北京文学》，等发完奖后，他开始介绍《北京文学》，我接着代表《北京文学》推出的新人发言。我只写几句发言稿，杨老师叫我写长些，谈谈我多年对文学的追求。我写了三页方格信纸，杨老师用红笔改了，叫我誊正。在会场，杨老师弯腰挤过好多人，来到我身边，叫我声音放宏亮些，别紧张。
　　
见台下坐着的都是全国著名作家、评论家，我从小做梦都想拜见他们，我感到自己被杨老师推上了五彩缤纷的云端、霞光闪耀的圣殿，不由得脚步打飘，眼不知向哪里望，糊里糊涂照纸念了一遍，自己不知念的是什么。坐在台下的毛志成老师说念得好，我才舒一口气。眼光寻到杨老师，他向我点头微笑。
　　
会后，杨老师把大家聚拢，随便围坐，像一大家子拉家常，谈办好《北京文学》的建议。杨老师又前倾着身子，眼睛发亮地盯着谈建议的人。
　　
《故人西辞》一发表，就有不少读者写信说打动人。白老师说杨老师叫他好好关注我。杨老师说《小说选刊》的老师打电话与他商量，说《故人西辞》和一个获了鲁迅文学奖的作家的一篇小说，都行，而在同期刊物只选一篇。白老师说那作家名气大，终选了那作家的。杨老师拍着掉了不少头发的头，说他自己当时没注意，应该把这两篇作品分两期发。他叫我按《故人西辞》的样子再写一篇。我搓着手说，再也写不出了。
　　
评《北京文学》奖时，我没有想到，《故人西辞》获了奖。北京正暴发非典，我回老家了。来北京到编辑部领奖金时，杨老师笑着说：“这次奖金，对非典的损失弥补了点吧？”我笑着说：“钱，我不在乎，而这奖，对我意义重大。”
　　
评老舍文学奖时，我更没想，《故人西辞》得了新人新作奖。在授奖大会上，杨老师特地来到我面前，微笑着，声音宏亮地说：“祝贺你！毛银鹏。”这时，想起几天前看到杨老师的《中国魂告急》、《中国科技忧思录》和《断层威胁共和国明天》等著作，反映出他的大气魄，高境界，和刚正的人格，对人类的悲悯情怀等，早获了国家大奖，甚至帮助了国策的制订和修改，我发觉杨老师发福了，身子高大，额头宽阔圆满，脸色红润闪光，而我只为小家庭糊口奔撞，确实是矮小的文学青年，心里响着：“您这是对文学青年的鼓励！”但没说出口，只对杨老师脸发烧，傻笑。
　　
后来，我写了三万多字的《父亲》，觉得太冗长，但我删改不了，见《北京文学》贴标必回信，便想听听编辑老师的意见。怕他们认识我，不便直指缺点，我就写上大儿的名字。没料到竟删改成一万多字，用我大儿的名字发了，责编是杨老师新招聘的王秀云老师。删改后的《父亲》，非常精炼，《爱你》杂志随即摘载。我又切身体会到《北京文学》的“只认作品不认人”，编辑老师的认真负责。我去编辑部，赞叹这位素不相识的王老师。杨老师带我见她，特地向她介绍我得过奖。
　　
如今，杨老师办的《北京文学》，因一直坚持“这事不谈！”“只谈作品！”推出了大批文学新人，每期都有不少作品被全国各选刊争相转载。投向《北京文学》的稿件，滚雪球一样增多。《北京文学》的读者，一直稳步增长，订户遍及海内外。全国不少大中小城市，都有销售点，北京市所有报刊亭都有《北京文学》。《北京文学》现在的厚度翻了一倍，还有不少读者要求出增刊。在外国国际书展的展馆，《北京文学》书柜、书架上的杂志，竟被偷空。而杨老师还是“前倾身子”，“眼睛发亮”地听取各种意见，随时改进《北京文学》。
　　
《北京文学》编辑部，现已搬到文联新大楼。楼旁花草繁茂。洁白的墙上，嵌着金光闪耀的方正牌子，金光中凸现着鲜红的鲁迅遒劲的手书：“北京文学”。门头挂着“主编办公室”、“编辑室”等金牌的各间房，都宽敞洁净。明亮的阳光，透过几平方米大的玻璃窗，射着墙边大盆鲜花，射着宽阔的桌面上，超大超薄的电脑液晶屏和摆放整齐的稿子。杨老师办《北京文学》原创和《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两种刊物，仅终审的稿子，每月就两大堆，可他近年来竟接连推出《红包》、《介入》、《身不由己》、《日出日落》等一部部中篇小说力作，并且被多家选刊纷纷转载，还入选多种年度优秀中篇小说选本。
　　
相比之下，我竟没能拿出一篇有分量的作品！我连文学青年都够不上！而那一天杨老师又打来电话，教我写我十多年在北京开小店的经历等。
　　
我只有加倍努力！

来源：杨晓升新浪博客
作者：毛银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