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三）
韩东、春树、徐敬亚
 


 
        编按：
     
        中国当代诗歌就是指新文化以来，中国的白话诗、新诗和现代诗。今年是这个诗歌的大日子！从胡适发表《新文学刍议》和他的一组白话诗，马上就到一百年了。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总结与研讨，废话教主杨黎带着四中校草李九如一起做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中国当代诗歌微访谈。为什么说“非常有价值"?从所覆盖的人群，问题的深度，到回答的精妙，都值得反复一读再读。
      
        微访谈覆盖了老中青百名诗歌写作者，杨黎采访部分以老将为主，九如采访部分以年轻人为主。教主和校草都付出了很多时间和心血，编辑正在对访谈内容进行整理，陆续在四中首发。正在编辑中的《橡皮》5也会选发一部分，整体访谈最后会辑集出版。
      
        感谢所有参与微访谈的诗歌写作者。      


 
        韩东回答
 
        一、你认为中国当代诗歌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没成功的话那最大的问题又是什么？谢谢你的支持，我等着。
 
        成功是有了一个虽不长但可供借鉴的传统，汉语现代诗歌从当代起，从我辈起。
 
 
        二、谢谢你的回答。对于第一个问题，几乎都给了中国当代诗歌肯定。而这种肯定，都和语言紧密联系。那么我想请教你，中国当代诗歌究竟为现代汉语提供了什么新机制和新内容？顺便再问一句，现代汉语和古白话又有什么本质的差异？期待你独特的高见。
 
        当代诗歌和现实语言的联系更为紧密，而所谓的现实语言既包括书面语也包括口语甚至包括翻译体乃至网络语言，即亦现实生活中人们所使用的一切语言。古代白话指什么？不了解。中国当代诗歌对现代汉语提供一种可能的备忘，还能是什么？它关注的重点应在诗歌形式本身，不在语言改造。
 
        三、很好，谢谢你的回复。在做这个微访谈时，我们在白话诗、新诗、现代诗、现代汉诗和当代诗歌等好几个词语中费了许多脑筋，总觉得没有最为准确的叫法。说新诗吧，那它针对什么旧呢？而且已经100年了，也不能一直这样叫下去。说现代诗歌吧，难道它不包括当代吗？说现代诗，其实好多诗并不现代，难道就要拒绝在这类诗歌历史之外？所以，我们真的很迷茫。所谓名正言顺，为中国百年来新的诗歌找到自己的名字，的确算一个迫切的问题，而且我们还发现，没有准确的命名，应该是中国现当代自由白话新诗最大的隐患。对此我们再次期待你的高见，找到最准确的说法。
 
        和现代汉语相应，可称之为现代汉语诗歌，不是现当代文学所指的那个与当代相对的“现代”。其中，或许也包含某种变革、新颖的意思。说到底，命名是评论者和史家的事，诗人的责任是写作。没有创造性的独特的诗歌作品，一切皆枉然。
 
        四、好的，你的说法有道理，但你也知道这样一个事实：这种诗，我们已经写了100年了。100年好像不长，但肯定也不短。亲，就你的阅历和学识，在这100里，有哪些诗人、哪些作品、哪些事件和哪些关于诗的言说，你认为是有价值的？有发展的？至少是你记得住的？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必定是一个关于诗歌100年历史的访谈。辛苦，辛苦。感谢，感谢。
 
        语言有一个成熟期。现代诗歌根植于语言的使用，而不仅仅是书面语的使用。而对口语的使用来说，涉及到某种普遍的有效性问题。普遍使用现代语言说话，并且彼此听得懂，至少也是白话文诞生三四十年以后的事。不仅书面语需要规范，口语亦需要某种程度的规范，但口语的规范并非可以出自一种语言学的规定，而是在使用中自然形成的。它需要时间。仅就语言的准备而言，草创时期的诗歌是没法读的。再加上四九年以后由于意识形态问题，现代诗歌的进展遭遇中断。所以，现代诗歌从我辈开始并非是虚言妄语。我这里所谓的开始，是指某种切实有效的成果。这一代人写的诗终于可以算数。不是这代人更聪明或更有天分，而是到了这样的时机，与成熟的现代汉语相匹配的现代诗歌终于可以也已经写出来了，开始写出来了。
 
        五、谢谢你回复，让我们的访谈很有价值。在前面四个问题之后，我们觉得有一个绝大的问题必须摆到桌面上来：这个问题，就是诗歌的标准问题。诗歌到底有没有标准？或者说有没有唯一的永恒的标准？笼统而言，“古代诗歌”似乎是有标准的；而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入诗，诗歌事实上陷入一种先验的迷惑中：它至今也没有完全确立自身，或者说，它需要像中国古代诗歌一样，确立一个标准码？说白了吧，上追千年下启万世，到底什么是“诗”？期待你指教，并先谢。
 
        正好有另一个访谈，其中问到同样的问题（写作及作品的标准），把回答全文抄在这里：标准当然有，但它绝不是某种概念表述，这是其一。其二，这个标准只能针对一类写法、一类东西（通常是你正在写的这类东西），绝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的标准。一种评判，看似来自于个人，却需要某种意义“场”的存在。任何艺术家、作家都是在大小不等的意义场中求生活的。或许可以换一个词，系统。系统不同，再天才的东西都得不到解释。用一种系统去解释另一系统中作品的价值意义，只能是贬损的。这就像中医和西医的不同，价值解释风马牛不相及。意义场或系统的不可通约甚至大于不同的语言。佛经可以经过翻译，但佛教智慧在儒家系统的评判中永远不可能获得高分。因此，价值意义的比较在某个地方是应该止步的。可以比较，不同而已，做高下优劣的判断要慎之又慎。如果我们勉强那么做，一定要知道是出于自我辩护的需要，而非诚实。你在为自我的确立玩弄小聪明。
 
        六、谢谢你。关于中国百年诗歌的访谈，问题还多，但已大致有数。这里，我们想用一个古老的问题作为我们访谈的结束，那就是你为什么写诗？或者说是在今天，世界已经发生了那么大的改变，而你为什么还写诗？写诗，对你究竟有什么好处？
 
        以前写诗是受到诗的感动，这玩意儿好啊，天真无邪（在这件事上）。现在写，是因为还能写出来，自觉写得不错，有余地。觉得某种有价值的事物可通过你出现在世界上，生命变得有那么一点意义了。
 
        七、哇，各位大侠：访谈完了，我们才发现是六个问题。而我们算了一下，六个问题不吉利。所以，我们必须麻烦你，再回复我们一个问。不过这个问比较简单，也很好玩。你可以不回答，但不能不回复。一定。我们的这个问题是关于写诗与性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写诗对你的性想象和性行为有没有影响？期待你的回复，多谢多谢。
 
        性是原始能量，对一切都有影响，遑论写诗？但我以为，这是应该清除的一种影响，就像抒情一样。在当代之现代诗歌写作中以性抒情比较流行，以致不假思索，似乎取得了某种合法性，因此更须警惕。至少，这是我对自己写作的一个告诫。
 
        韩东，1961年生于南京，著名诗人作家，“他们”诗群、“第三代诗歌”最主要代表。

 


 

        春树回答
 
 
        一、你认为中国当代诗歌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没成功的话那最大的问题又是什么？谢谢你的支持，我等着。
 
        最大的成功？我不知道。不知道什么是“最大的”什么是“成功”。也不知道“不成功”是什么意思。我写诗从来不思考成功不成功。正是生活里充满了这样的概念让我厌烦我才写诗。
 
        二、谢谢你的回答。对于第一个问题，几乎都给了中国当代诗歌肯定。而这种肯定，都和语言紧密联系。那么我想请教你，中国当代诗歌究竟为现代汉语提供了什么新机制和新内容？顺便再问一句，现代汉语和古白话又有什么本质的差异？期待你独特的高见。
 
        当代诗歌与现代汉语的关系非常紧密，我从来不忌惮用口语化、街头语和网络语言，只要它能让我的诗更丰满更生动。在这同时也许也为现代汉语拓宽了空间。
本质的差异不知道，我也喜欢看古白话。就说唐诗吧，李白的就离我很近，从心理感受来说，也是从他行文风格吧。有个诗人说李白就是当年的自拍诗人，我觉得对。
 
        三、很好，谢谢你的回复。在做这个微访谈时，我们在白话诗、新诗、现代诗、现代汉诗和当代诗歌等好几个词语中费了许多脑筋，总觉得没有最为准确的叫法。说新诗吧，那它针对什么旧呢？而且已经100年了，也不能一直这样叫下去。说现代诗歌吧，难道它不包括当代吗？说现代诗，其实好多诗并不现代，难道就要拒绝在这类诗歌历史之外？所以，我们真的很迷茫。所谓名正言顺，为中国百年来新的诗歌找到自己的名字，的确算一个迫切的问题，而且我们还发现，没有准确的命名，应该是中国现当代自由白话新诗最大的隐患。对此我们再次期待你的高见，找到最准确的说法。
 
        如果没有准确命名，就让后代命名吧。开拓者只考虑开拓。
 
 
        四、好的，你的说法有道理，但你也知道这样一个事实：这种诗，我们已经写了100年了。100年好像不长，但肯定也不短。亲，就你的阅历和学识，在这100里，有哪些诗人、哪些作品、哪些事件和哪些关于诗的言说，你认为是有价值的？有发展的？至少是你记得住的？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必定是一个关于诗歌100年历史的访谈。辛苦，辛苦。感谢，感谢。
 
        惠特曼和狄金森，在他们的年代一辈子都没出头，不妨碍他们的伟大。你明白了吗，领先于时代有可能成为众矢之的或根本没有名。你的诗会在你死后自己发言。
我认为所有成立了新流派的人都是在文学历史里有意义的，例子不举了。其次是在某流派中发扬光大、有自己特色不可替代的。
 
 
        五、谢谢你回复，让我们的访谈很有价值。在前面四个问题之后，我们觉得有一个绝大的问题必须摆到桌面上来：这个问题，就是诗歌的标准问题。诗歌到底有没有标准？或者说有没有唯一的永恒的标准？笼统而言，“古代诗歌”似乎是有标准的；而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入诗，诗歌事实上陷入一种先验的迷惑中：它至今也没有完全确立自身，或者说，它需要像中国古代诗歌一样，确立一个标准码？说白了吧，上追千年下启万世，到底什么是“诗”？期待你指教，并先谢。
 
        中国古代诗歌衡量的标准是什么？肯定是有标准的。现代诗只是换了一个白话语，标准仍在，而且不是我定也不是你定更不是群众定。艺术当然有标准，诗既然是艺术的一种，也不会逃脱被严格的审视。你说艺术的标准是什么？这得学习，有一套理论。我认为一首诗是有内核的，在这个基础上有语言的要求。形式内容完美结合，互为一体。
 
        六、谢谢你。关于中国百年诗歌的访谈，问题还多，但已大致有数。这里，我们想用一个古老的问题作为我们访谈的结束，那就是你为什么写诗？或者说是在今天，世界已经发生了那么大的改变，而你为什么还写诗？写诗，对你究竟有什么好处？
 
        我只是控制不住随时说出真理。这就是诗。写诗的好处太多了，一首诗顶一百片抗抑郁药片。
 
        七、哇，各位大侠：访谈完了，我们才发现是六个问题。而我们算了一下，六个问题不吉利。所以，我们必须麻烦你，再回复我们一个问。不过这个问比较简单，也很好玩。你可以不回答，但不能不回复。一定。我们的这个问题是关于写诗与性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写诗对你的性想象和性行为有没有影响？期待你的回复，多谢多谢。
 
        敏感是会增加想象力，好坏都有可能，你也没法把屎想像成美味佳肴。
 
 
        春树，1983年出生于北京，当代女作家、女诗人。
 

 
        徐敬亚回答
 
 
        一、你认为中国当代诗歌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没成功的话那最大的问题又是什么？谢谢你的支持，我等着。
 
        从百年视角看，中国现丶当代诗歌最大的成功是打破了古典格律的＂诗歌缠足＂。中国人写诗写了三千多年。从《诗经》的四言，到唐代的七言，三千年只前进了三个字！再也走不出这个封闭的平仄樊篱。到了晚清，诗已彻底变成了诘屈赘牙的填字游戏……相比于漫长历史，100年只是一瞬。你昨天看见一群念念有词、摇头摆尾的酸臭秀才，他们忽然像八国洋人一样写起来十四行诗丶甚至大白话的诗，不是恍若隔世吗。
 
 
        二、谢谢你的回答。对于第一个问题，几乎都给了中国当代诗歌肯定。而这种肯定，都和语言紧密联系。那么我想请教你，中国当代诗歌究竟为现代汉语提供了什么新机制和新内容？顺便再问一句，现代汉语和古白话又有什么本质的差异？期待你独特的高见。
 
        这两个问题非常好。
 
        在中国白话诗刚出现时，现代汉语还很不完善。表现在三个方面的不足：一个是基本的语法体系没有建立，因而作为一个虚拟系统来说，它就很难达到语言系统的两大标准，一个是规范化，一个是稳定性；其次的不足是词语的数量严重缺项，很多现代生活用语，包括自然科学的用语还没有从日本等国移植过来，无法与现代生活一一对应；第三个不足是缺少复句系统，包括词的性、数、时态等都不清晰。这大概就是一直到清朝晚期为止中国古代日常白话系统苍白的原始边界吧。
 
        经过100年，现代汉语在以上三个范畴内都基本成熟，成为一个庞大的、综合性语言体系。这个语言体系近期来在口语方面又产生了多个向度的突破。可以说，目前现代汉语巨大的弹性空间，完全可以满足现代人思维的表达，甚至可以基本承载各类先锋性语言试验。而弹跳在这一语言背景下的中国现代诗，除了在这个系统内部纵横驰骋之外，还利用汉语的缺欠与优势，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变形、越位、出格的诸多突破与演练：第一，利用汉语最独特的表象功能，强化了词语的独立性与凝固性，使中国诗歌成为世界上意象性最强的诗；其次是利用汉语在性、数、时态等方面的缺欠，反而扩大了诗歌的模糊、朦胧、不稳定；第三是利用汉语“粘合语”的随意性积木特点，在词语拆分、组合中，制造出了比其它语种更丰富的虚实关系、语法错位、移情通感、无厘头表述等多方面效果。
 
 
        三、很好，谢谢你的回复。在做这个微访谈时，我们在白话诗、新诗、现代诗、现代汉诗和当代诗歌等好几个词语中费了许多脑筋，总觉得没有最为准确的叫法。说新诗吧，那它针对什么旧呢？而且已经100年了，也不能一直这样叫下去。说现代诗歌吧，难道它不包括当代吗？说现代诗，其实好多诗并不现代，难道就要拒绝在这类诗歌历史之外？所以，我们真的很迷茫。所谓名正言顺，为中国百年来新的诗歌找到自己的名字，的确算一个迫切的问题，而且我们还发现，没有准确的命名，应该是中国现当代自由白话新诗最大的隐患。对此我们再次期待你的高见，找到最准确的说法。
 
        我以下文作答：

        （编者注：徐老师要求内文全部楷体，但此微信编辑模板无法显示楷体，只能用颜色标识，致歉)
 
        论“新诗”概念的休止
 
        徐敬亚
 
        在中国，“新诗”概念的提出与沿用，至今已历百年。
 
        我本人，1979起使用这个概念，至今已35年。
 
        如果允许把一个概念当成一种活体或一位人物。与“新诗”这个家伙几十年的相识、交往、呼称、感受、揣忖的角度，我一直排斥这个命名，甚至讨厌，内心总是认定它属一个类似赝品的代用称谓。
 
        今天终于可凭“新诗百年之后”这个兼有纪念与悼念的双重名义在内心里宣布它的休止。至少在我这个人这里：代用结束。
 
        事实上，它早已风烛残年，在大多人心中已近僵亡，对之弃用甚至已不必宣布。
 
        然而毕竟，对于中国诗人来说，“新诗”这个类似家族的大概念，太亲太血太多依附太多粘连。它毕竟曾经如此巨大地横亘过我们的面前。在这个概念的周遭，毕竟吸附过、吞纳过巨量浩繁的学术烟云。
 
        不说几句一来二去的话，过不去。
 
        我不想正襟危坐、一句粘一句一段连一段地论点……论据……一是手艺操作上不屑，二是诉求意义上不值。
 
        至于本文是不是“论”，这我就不管了。

        在我看，只要把论理的话说得明白，即是论。
 
        （1） 我的不良记忆与偏见
 
        在中国百年来的文学名册中，有很多漂亮的命名。像“鸳鸯蝴蝶派”、“撒娇派”、枪杆诗、打油诗、非非主义……即使那个并不准确、略带有贬意的“朦胧诗”三字也暗含着滑稽的绰号感和些微接受诗意。
 
        我一直觉得“新诗”是一个蹩脚的命名。
 
        1979年冬我最早把这个词放入第一篇评论文章时，便十分纠结。那时候我还是个大学生，但感觉它是一个民国的旧词儿，并且含义不清、模棱两可，令人产生一种绷着脸的、旧社会小媳妇儿的怪异感觉。此外，由于“新”与“诗”这两个汉字之间并不紧密的组合关系、不特指关系，我记得当时我曾动了想用括号引起来的念头。
 
        如果一个概念或词语，遭到评论者或写作者的排斥或厌恶，常常引起写作上的不悦。而如果这个概念是一个特别大的范畴性命名，那么写作者的潜意识很可能遭到暗中的不良引导，甚至使其思想产生偏离，导致原本的观点发生畸变。
 
        记得我当时在使用“新诗”这个概念时，心里的大致范畴总是顽强地指向“二三十年代的湖畔忧怨诗”、“四九年后的古典加民歌”这两大部分。我明知道这是我狭缢的误读与误解，但却没办法一次次在内心里不断地随时纠正自己。
 
        35年前的那时，我只是一名年轻又空洞的学生，对这个巨大的公共概念初次使用，非但不敢造次，内心还有一种斗胆荣登圣坛的僭越感。不过那种内心深深的不甘，相当难忘。

        如果有人说这是偏见，我一定承认。
 
        （2）“新诗”概念两个可能性的转折节点
 
        令我不愿接受新诗概念的上述原因，后代的诗人们可能越来越难理喻。对我们这一代批评家或者诗人来说，内心里一直存在着两个很清晰的界限。
 
        当1976年改变了中国历史时，新诗其实只有50多年的历史。
 
        从1920年代初的草创、起步，到四十年代末的朝代更替，其间只有20多年时间。而四九年之后，由于革命领袖那一句“用白话写诗几十年迄无成功”的乡村秀才式的断言，几乎宣判了白话诗的死刑。几十年新中国新的诗，由一只政治之手强行指引出了一条“古典加民歌”的诗歌怪路，使民国时期展开的新诗探索全面中断。更惨的是，诗在“文革”中几乎沦为娼妓。

        1949年后，“新诗”其实已经更名为“革命诗”或“工农兵诗”新之又新！胡适们的“新诗”概念，早已在本质上完全失效。这之后的中国诗，由于政治背景、文化价值的全面翻盘，真的成为一种最新的诗——丧失了全部传统的全民政治新诗。
 
        另一次最准确的休止点，理论上是1976。那是一次良好的清理机会。
 
        然而没有。仿佛什么都有，却仿佛什么都没有。
 
        所幸诗是一个根本不会顾及什么理论什么命名的即兴的闪电。随后兴起的一场规模浩大的诗歌运动，以巨量的文本淹没了被夭折被改写的全部不光彩历史。
 
        伤痕累累的“新诗”称谓，面对其后发生的一轮接一轮的先锋冲击，再也无力承担总命名的资格。
 
        如果“新诗”是一位老先生或老小姐，他她应该看到：中国诗歌在其后发出的强烈现代气息，使诗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与中华母语之间，发出了极尽充分、美妙的语言大试验奇观。他她会以总代名者愧之。
 
        我这一段文字的意思是：一个不令人满意的概念，失去了两次改弦更张的机会。
 
        然而冠于这个莫名其妙名字下面的孩子，却满不在乎地几十年跑得不亦乐乎。管你叫什么。
 
        （3）草创期的仓促命名

        今天看，新诗的命名在时间上有点仓促。
 
        限于当时诗人廖廖、作品稀少，而且概念的提出与研讨，也显得相当单薄。
 
        对此，我没有过细地做过研究，但我夸张的感觉是，新诗的写作与命名几乎是胡适一个人单枪匹马完成（正面与他呼应的也只是周作人、傅斯年、俞平伯、沈尹默等几个哥们）。
 
        在创作上，写新诗最早的，是胡适（《白话诗八首》，1917年2月发表，它也是中国新诗史上有发表记录记录最早的新诗）。在理论上，提出“新诗”概念的，也是胡适（《谈新诗》，1919年10月）。
 
        很多人都会以为胡适的《谈新诗》是一篇正规的论文。但实际上只是一篇约谈。那只是一家杂志社为出版一期双十节的纪念号，约胡适写一篇时事随谈，约定一万字。胡适不愿谈政治，说了新诗。
 
        从最开始尝试写白话诗，到不经意间为它命名，时间只有两年多。学贯中西的胡适尽管学养深厚，尽管他在随谈背后也无疑进行了一些思考（如虽并未明说，但却暗中参照了美国诗人蒙罗“新诗”New Poetry的提法），但这个新兴艺术品类过于短促的履历以及过少量的作品，仍然使胡适像一个今天自吹自擂的业余作者。写诗、评诗、谈诗的水平，均很一般。

        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巧妇无炊，胡适的手边确实没有太多的新诗创作文本作为依托。更多的例子，适之先生只好不断拿出自己《尝试集》（当时尚未出版）几首短诗作为谈资。说到“新诗”时，老先生甚至很不自信，略带心虚地在前面自缀“所谓”二字（国语的韵文--所谓“新诗”——还脱不了许多人的怀疑）。
 
        （4）急于取得合法性的
 
        新、诗——从字面上看，这两个字并不是什么坏词儿。但它组合起来之后却显得呆头呆脑，让人觉出一种不自然的别扭。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是由于“新”字吗？从词义上看似乎又不是——为此，我特地查了《甲骨文辞典》。才知道，在古汉语里“新”这个字反倒挺古旧，甲骨文里有好几个版本的“新”。《说文》分析其中两种类型时称：“新，象以斤斫木之形。从斤，从木，从石。”又说：“斫击也，从斤，石声。”

        （下面请允许我像算命先生一样略带偏颇地曲解一下这个“新”）
 
        也许正由于其中暗含的“斫”意，泄露了那个特殊年代，也即新诗诞生之初的杀伐、激进、断裂的大背景——在帝制时代，中国诗没能完成由古典向白话的转变。也就是说，中国白话诗的兴起与命名，并不是在和平、顺畅的、源自于诗歌创作本身生发出来的自然进化状态，而是起自革命式的断裂与叛逆。
 
        仁慈与自省地说，我今天如此苛刻地挑剔“新诗”概念真是大不敬。
 
        用一个含有时态性的形容词来修饰“诗”，并以此为中国白话诗的总体命名，似乎并非胡适的本意。当年的先驱者在急欲站稳脚跟的、与旧文学强烈断裂的欲望支配下，为了争得自由创作的合法性（甚至带有一点怯生生的自卑心理），也曾尝试了多个概念：新诗者、新诗国、新诗派、新体诗、语体诗……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本土谱系中，人们实在找不到可以借助的词语。而最准确的“白话诗”三个字，太浅太白，显然那些大文豪们又不甘心。
 
        这是中国古老诗国特有阵痛中的一处小痛。千年的格律古诗词太过强大，伍明春说过：为什么没有“新小说“、”新散文“就是一个例证。（注）
 
        不管胡适有多少局限，都应同情这个伟大人物遭受到的尴尬。他所面对的困难与屏障，一点也不妨碍后业人的崇敬。读100年前他的文章仍然与今天的思想有相通之处。而今天的人们很难相信，当年那些与胡适同时活着，但思想远比胡适老旧千百年的固执的老学究们有多么可怕。当时，甚至有人舍不得把“诗”这个字眼儿给予新诗。今天看来他们出的主意显得非常可笑，竟主张新诗叫什么“俳句”或“燕语”。根据是“中国自古无无韵之诗”，可见，一个小小的韵他们多么在乎多么不想丢弃。当强大的古诗词尚未死亡之际，白话诗歌能争得一个命名已经属于恩赐。
 
        所以我只是轻轻说。新诗概念休止。
 
        是休，是止。它只是在现在时的意义下休息，并停止使用。
 
        作为一个固有的历史性概念与称谓，我认为在涉及朦胧诗之前的诗歌历史时，“新诗”这个概念仍具有中国自由体白话诗历史性的使用价值，如同像“王二小”一样永远存在过的曾用名。
 
        结语：
 
        百年来，在中国现代文明的艰难进程中，在举世华人辗转逆行的精神呼号中，在汉民族庞大母语的复杂演变中，中国现代诗歌早已完成了它的初创。
 
        宏观地说，当下的中国现代诗歌的大体构，在诗意方式、感觉方式、语言方式上，已形成了一整套独自的生命哲学与诗歌美学。细微地说，在诗的内部建筑形态、节奏音律、语感意味、语词转化、意念变异等各方面的，也早已完成了细节建构。
 
        此外，无论巨量的诗人规模、巨量的形成文本、巨量的逐时创作数量，还是内部的百十家风格流派，或是延展发育上的多重向度与多重维度，中国现代诗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同类艺术体裁中，均处于强势。在全球的诗歌参与、诗歌交流、诗歌影响上，与全球几大语种相比，中国现代汉诗亦不落下风。
 
        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的30多年来，像一股不散的阴魂，中国现代诗更以一浪高过一浪的再生姿态，一代人衔接一代人的莫名传染，在这个奇怪国家里不倦地逶迤、蔓延……

        一个人，不能50岁、100岁了还称为“新生儿”，正如一个家庭不能一辈子总是称为“新婚”，一个国家不能总是称为“新中国”。
 
        如果是一个敏感的民族，如果是一根最敏感的神经，我们还愿意把上述的这一大团遮天盖日的精神星云，永远站在昨天的视角上，称之为“新诗”吗。
 
        2013年4月，在杭州《诗建设》“百年新诗的精神与建设向度”研讨会上，我正式提出了这个命题，得到了很多批评家的认同。其间汪剑钊先生曾提议：以“现代诗”取代“新诗”的概念。
 
       闻后感亦无不可。
 
        注：伍明春《试论新诗概念的发生（《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7卷第4期）
 
 
        四、好的，你的说法有道理，但你也知道这样一个事实：这种诗，我们已经写了100年了。100年好像不长，但肯定也不短。亲，就你的阅历和学识，在这100里，有哪些诗人、哪些作品、哪些事件和哪些关于诗的言说，你认为是有价值的？有发展的？至少是你记得住的？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必定是一个关于诗歌100年历史的访谈。辛苦，辛苦。感谢，感谢。
 
        徐敬亚三句话及提议

        （1）历史总是现在大丶过去小。残酷地说，所有的历史都是为了铺垫现在！
        （2）诗的最高丶最终极的轨迹，是，也只能是由少数天才的传递所组成！无数普通人的辛勤努力的最终结果，只是在为迎接下一位天才出场而发出的前奏。因此回头算帐，必须忽略。
        （3）这100年在我们这代人心中五味杂陈。建议：细化时间。每十年选一位诗人丶一首诗及评论。逐步清理。
 
        五、谢谢你回复，让我们的访谈很有价值。在前面四个问题之后，我们觉得有一个绝大的问题必须摆到桌面上来：这个问题，就是诗歌的标准问题。诗歌到底有没有标准？或者说有没有唯一的永恒的标准？笼统而言，“古代诗歌”似乎是有标准的；而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入诗，诗歌事实上陷入一种先验的迷惑中：它至今也没有完全确立自身，或者说，它需要像中国古代诗歌一样，确立一个标准码？说白了吧，上追千年下启万世，到底什么是“诗”？期待你指教，并先谢。
 
        在远古，诗是与神沟通的咒语→在古代，诗是民族的神话→在近代，诗是号角、火炬丶社会的家庭教师→在当下，诗是现代人的自我拯救术！
 
        六、谢谢你。关于中国百年诗歌的访谈，问题还多，但已大致有数。这里，我们想用一个古老的问题作为我们访谈的结束，那就是你为什么写诗？或者说是在今天，世界已经发生了那么大的改变，而你为什么还写诗？写诗，对你究竟有什么好处？
 
        写诗，是为了会见最深处的我。当埋藏的直觉在语言的磨擦中逐渐显形，我和整个世界都获得了微小而巨大的改变。在这个注定无救的文明中自我救赎，除了诗还有什么呢。
 
        七、哇，各位大侠：访谈完了，我们才发现是六个问题。而我们算了一下，六个问题不吉利。所以，我们必须麻烦你，再回复我们一个问。不过这个问比较简单，也很好玩。你可以不回答，但不能不回复。一定。我们的这个问题是关于写诗与性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写诗对你的性想象和性行为有没有影响？期待你的回复，多谢多谢。
 
        关系𣎴大。
 
 
        徐敬亚，第一届青春诗会成员。著有诗歌评论《崛起的诗群》、《圭臬之死》、《隐匿者之光》及散文随笔集《不原谅历史》等。曾主持“1986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并主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
 
 
        第四波：余怒，杨小滨•法雷，汤巧巧  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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