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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四）
余怒、杨小滨、汤巧巧
编按：
中国当代诗歌就是指新文化以来，中国的白话诗、新诗和现代诗。今年是这个诗歌的大日子！从胡适发表《新文学刍议》和他的一组白话诗，马上就到一百年了。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总结与研讨，废话教主杨黎带着四中校草李九如一起做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中国当代诗歌微访谈。为什么说“非常有价值"?从所覆盖的人群，问题的深度，到回答的精妙，都值得反复一读再读。
微访谈覆盖了老中青百名诗歌写作者，杨黎采访部分以老将为主，九如采访部分以年轻人为主。教主和校草都付出了很多时间和心血，编辑正在对访谈内容进行整理，陆续在四中首发。正在编辑中的《橡皮》5也会选发一部分，整体访谈最后会辑集出版。
感谢所有参与微访谈的诗歌写作者。
余怒回答
一、你认为中国当代诗歌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没成功的话那最大的问题又是什么？谢谢你的支持，我等着。
中国当代诗歌最大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它提供了一些优秀的文本，更加有意义的是它拓宽了诗歌原有的（甚至自古延续至今的）定义，并且为这些新的定义提供了可靠的文本。一些与当代艺术同步的美学观念通过诗歌这一形式得以呈现，逐渐成熟。诗歌的属性和功能、诗歌与表达的关系、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等等问题得到了一次全面的梳理、追问和重置，打破了横亘千古的、仿佛天赋的权力对美学的专横垄断，而进入到一种可以怀疑和自由回答的诗歌生态。中国当代诗歌有什么问题？我的回答是：没有问题。如果说有什么问题，那也是诗歌以外的问题，即古老腐朽的美学观念对新人群的诱惑和这个同样古老的权力世界对诗歌界的腐蚀，但对于真正的写作者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
二、谢谢你的回答。对于第一个问题，几乎都给了中国当代诗歌肯定。而这种肯定，都和语言紧密联系。那么我想请教你，中国当代诗歌究竟为现代汉语提供了什么新机制和新内容？顺便再问一句，现代汉语和古白话又有什么本质的差异？期待你独特的高见。
实际上，以上问题你和你的80年代的同行者们是最有发言权的。你们和我们——90年代行进的诗人，前仆后继地致力于建立一种新的诗歌美学，它包括对抒情言志传统和“有机整体”观念以及语言工具论。诗歌形式与内容二分法等等问题的质疑，更新了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知。至于“现代汉语与古白话”的“本质的差异”，我更愿意谈一谈使用现代汉语的诗歌与使用古代汉语的诗歌的异同。可能这样谈论对于我们今天的写作者更有意义。为了图省事，我用我以前的一个发言来回答：“白话文学是在胡适陈独秀的倡导诞生的，他们正是看到了其时文学与人的生存相脱离的状态而施以这样的变革。从语言的角度来说，白话文学即新文学贴近了人们的生存经验和日常表述，语言的工具得以更新，然而，由于旧文学的根深蒂固和人的怀旧习性，使得文学的精神领域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旧文学中的士大夫情结、隐士情结和诗人情结在新文学中作为主要的精神向度依然存在，只是新瓶装了旧酒而已。‘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被‘雪落在中国的大地上’的爱国者替代，‘采菊东篱下’、‘小园香径独徘徊’的隐士被‘轻轻的我走了’、‘撑着油纸伞彷徨在雨巷’的伤情文人替代。在新诗中，整饬、典雅、优美仍然是诗歌的主要美学特征，诗人们的经验来自书本和前人叙述的多，而来自生存中的个人体验的少。文本与生存经验的脱离使文本变成一个形而上和不及物的空壳。时至今日，我们还是难以看到这个快速的、工业的、信息化的社会在诗中的反映，这些孤立无援的被挤压的个体所触所思在诗中的反映。我们的新诗始终有一个古代的灵魂。”因此，现代诗歌只解决了“工具”的问题——由文言文变更为现代汉语，但骨子里还是旧文人的灵魂。很多现代新诗只是古诗的现代汉语“译文”而已。
三、很好，谢谢你的回复。在做这个微访谈时，我们在白话诗、新诗、现代诗、现代汉诗和当代诗歌等好几个词语中费了许多脑筋，总觉得没有最为准确的叫法。说新诗吧，那它针对什么旧呢？而且已经100年了，也不能一直这样叫下去。说现代诗歌吧，难道它不包括当代吗？说现代诗，其实好多诗并不现代，难道就要拒绝在这类诗歌历史之外？所以，我们真的很迷茫。所谓名正言顺，为中国百年来新的诗歌找到自己的名字，的确算一个迫切的问题，而且我们还发现，没有准确的命名，应该是中国现当代自由白话新诗最大的隐患。对此我们再次期待你的高见，找到最准确的说法。
将白话诗叫作“白话诗”或“新诗”是一次巨大的错误，这是导致百年来诗歌新旧之辨的最直接原因。为何白话后的小说不叫“白话小说”或“新小说”，白话后的散文不叫“白话散文”或“新散文”？白话后的小说和散文就叫“小说”和“散文”，这意味着这个时代的小说和散文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现在的小说和散文就是这样写，用白话来写，小说和散文就是这个样子，没有其他的样子，它们具有唯一的合法性。没有一个叫“旧体小说”或“旧体散文”的文学品种让你玩。“我在写小说”，这毫无争议地表示我正在用白话文写小说。为何现在没有什么“旧体小说协会”或“旧体散文协会”，而遍地是“旧体诗词协会”道理就在这里。将诗划分为“新诗”和“旧体”是一次命名的失误，应该说，我们现在写的就是“诗”，这就是诗的唯一形式，其他都不是。但已然百年传统，再改口实在不易。
四、好的，你的说法有道理，但你也知道这样一个事实：这种诗，我们已经写了100年了。100年好像不长，但肯定也不短。亲，就你的阅历和学识，在这100里，有哪些诗人、哪些作品、哪些事件和哪些关于诗的言说，你认为是有价值的？有发展的？至少是你记得住的？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必定是一个关于诗歌100年历史的访谈。辛苦，辛苦。感谢，感谢。
我尽量放弃我的个人趣味和偏见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作品的价值有很多种坐标，在一个历史时期有价值的，在另一个时期却可能一文不值，反之亦然。站在所谓客观的立场上来看，郭沫若、徐志摩、艾青，有着一定的价值——这价值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写作者和非写作者全员价值观的一个平均值，而站在一个当今的写作者的角度来看，他们身上已经没东西可以学习。因为他们的审美趣味、修辞方式和腔调已经成为大众美学的一部分。一个东西一旦为大众尤其是文艺青年所喜爱，它就很危险。但郭、徐、艾他们是不是毫无价值呢？也不是。他们构成了百年现代诗歌传统的必不可少的一个个环节。当然，49年之前的那个时期，更重要的一些环节是废名、卞之琳和穆旦这些人。这个传统在中断了30年后由朦胧诗（为了叙述方便，将今天派诗人也纳入其中）重续。在朦胧诗人中，对后来的写作者更具有益的影响的是顾城和芒克，他们对个人感觉的注重、对意识形态代言的逃避、尤其是语言口语化的更频繁的运用，使得深受文学化影响之苦的写作者们得到了诸多启发。芒克是那群人中文字最口语化、最随心所欲、“吊儿郎当”的一个。那群人后来大都延续了原来的风格，停滞了。他们的历史价值不可忽视，但对于我们今天的写作者已经没有了多少借鉴的意义。有几个例外：车前子、王小妮、王家新，他们突破了自己原有的风格，全部或部分放弃了宏大叙事，更加注重个人感觉，这一点与第三代同步。
尽管就个人的趣味来说，我很不喜欢王家新的写作，还有他翻译的那些白银时代的诗人们，但我对他勇于突破自己的局限表示敬意。不断探索，敢于适时摆脱模式化的桎梏，这也是很多第三代（后朦胧）诗人如你和柏桦、于坚、韩东、西川、孙文波这些人身上可贵的品质，你们是开拓者。你们放弃了80年代给你们带来赞美和声誉的成熟的写作模式（每个人都有变化，有的甚至推倒重来），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尽管我可能不再喜欢你们中的一些人的写作（在我的阅读史中，我曾经喜欢过），尽管你们中的一些人正遭受着写作转变的艰难甚至失败，但我依然敬重你们。
五、谢谢你回复，让我们的访谈很有价值。在前面四个问题之后，我们觉得有一个绝大的问题必须摆到桌面上来：这个问题，就是诗歌的标准问题。诗歌到底有没有标准？或者说有没有唯一的永恒的标准？笼统而言，“古代诗歌”似乎是有标准的；而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入诗，诗歌事实上陷入一种先验的迷惑中：它至今也没有完全确立自身，或者说，它需要像中国古代诗歌一样，确立一个标准码？说白了吧，上追千年下启万世，到底什么是“诗”？期待你指教，并先谢。
的确，如你所说，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们很久，一直争论不休。诗歌究竟有无一个唯一的永恒的标准呢？如果有，它是什么？我有时也这么想，既然我们写作的东西被称为“诗”而不是其他，那么一定有一个使之成为“诗”的东西存在。但当一些我们并不给予信任的官方诗人和评论家也同样这么给予肯定回答时我们却迷惑了——显然他们制造这个笼子是针对我们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占有着千年的文化资源而我们什么都没有，一旦我们承认了有一个唯一的永恒的标准，我们就输了，因为接下来的关于那标准是什么的争论将由他们说了算，那唯一的永恒之物必在他们的掌中。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基于“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便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便反对”这样的蛮横逻辑。这需要论证。很抱歉杨兄，我的看法与你相左----不过似乎你也不是十分肯定的。我的观点是：没有一个唯一的永恒的标准；即使有，也是否定自身的。我不想引经据典地来佐证，因为对方辩手会成十倍地引出更多的经典论述来驳斥我。最终谁也说服不了谁。那么为何有谁也说服不了谁的事情出现呢？这仿佛像是一个额外的佐证。正如我们心中有一个关于价值观的终极答案一样（普世的价值其本质是自由，而自由又以尊重别人的自由为限：一个人没有侵犯他人自由的自由），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最后一个唯一的真理的话，那就是这个了____每个人都有想什么和做什么的自由，前提是不得侵犯他人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关于诗的一切观点都是有其存在的理由的。因此，诗的“标准”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答案。每个人、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回答。对于诗歌，似乎也有一个最终的普世的原则，而这原则就是“自由”，就是允许一切答案存在。一切相互反对的答案都可以存在。
其实，第三代和其后的九十年代诗歌已经用文本回答了上述问题。即此前的诗所确立的种种譬如“抒情言志”的诗的标准的虚妄。当艺术家们用自己精心制作的绘画来展示自己对艺术的理解时，杜尚拿出了小便池，说：这是艺术品！那么，它究竟是不是我们的艺术史不断给以定义和补充定义的艺术品呢？自他开始的当代艺术说“是”，并持续丰富着这个“是”，经由他，当代艺术展开了对既往艺术的怀疑和涂改。这个小便池的意思就是“一切关于艺术的定义都不是唯一的”，都是人为的，每个时代、每个人群都可以有自己对艺术的理解，而一切理解都可以存在。诗歌亦然。
关于诗歌标准的问题，最感忧心忡忡的总是那些诗歌的“既得利益”者。当朦胧诗尚未“崛起”时，其支持者为冲破整个诗坛的诗歌戒条而奔走呐喊，批驳别人诸如“看不懂”的指责。当朦胧诗成为诗歌界乃至大众普遍认可的诗歌观念时，这些当初的“持不同政见者”却以“看不懂”作为打击新生力量的理由。诗歌标准永远是老人们的问题，而在年轻人那里，什么都不是问题。我希望我不要成为那样的老人。
诗歌的标准问题，实质上是人的自由问题。有时我们不得不陷入相对主义的犹疑，因为在一个威权时代，恐怕唯有相对主义才能保护我们的自由。这可能仅仅是一种根植于我们意识深处的妥协策略。这一点让人感到无可奈何。
六、谢谢你。关于中国百年诗歌的访谈，问题还多，但已大致有数。这里，我们想用一个古老的问题作为我们访谈的结束，那就是你为什么写诗？或者说是在今天，世界已经发生了那么大的改变，而你为什么还写诗？写诗，对你究竟有什么好处？
最初，我是将诗歌当作一种倾诉手段的，心中有话要说，便用诗歌来说。后来，懂得了倾诉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我的倾诉本身，我便将诗歌当成了摸索语言和诗艺秘密的工具，从中我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我并不将诗歌视为什么灵魂和心灵安慰的灵药，或者说我仅仅在乎的是这个药物的消费端的反应；于我自己，只有生产的愉悦，而无治疗之效。我只负责动脑筋开发、生产这种安慰剂，即便我常常尝试它的安慰效果，那也与灵魂无关，只不过是我模拟了一次灵魂感动的工作流程。在我，写作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习惯，像吃饭睡觉走路做爱，成为了身体的一种本能反应。
七、哇，各位大侠：访谈完了，我们才发现是六个问题。而我们算了一下，六个问题不吉利。所以，我们必须麻烦你，再回复我们一个问。不过这个问比较简单，也很好玩。你可以不回答，但不能不回复。一定。我们的这个问题是关于写诗与性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写诗对你的性想象和性行为有没有影响？期待你的回复，多谢多谢。
哈，杨黎就是杨黎，总是让我们感到“别扭”。杨黎是我们中最喜欢在诗歌中谈论性又不显出“低级趣味”的人，实则随口“性”而趣味高级。你的“性”的背后似乎总让人感到一丝伤感和悲凉。
你提出这个问题使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一件事：我曾向一位诗人推荐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我借了这本书给他，过了一段时间，我问他这本书怎么样，他回答：“脏！”我吓了一哆嗦，无言以对。在我看来，《洛丽塔》是挺美的一本书，几乎是另一种极端的《枕草子》，“脏”从何谈起？果如此说，“道在屎溺”这句话也是端不上大雅之堂的，仅因为“屎溺”这两个字。这是两种人眼中的性。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与《说吧，记忆》，大江健三郎的《性的人》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都是同样美好的书，尽管表面看来，两作者的前一部书性描写很多，后一部书性描写很少，但都同样没有坠入“低级趣味”。在那些大师的文学作品中，“性”只是表象，如果我们耽于此，那只是表明我们自己的“不纯”和“下作”，当然，我这么说并不表示我对当下一些手法低级的好那一口的“通俗诗人”的认可。
余怒，男，1966年12月出生，祖籍桐城，著有诗集《守夜人》《余怒诗选集》《余怒短诗选》《枝叶》《余怒吴橘诗合集》《现象研究》《饥饿之年》《个人史》《主与客》和长篇小说《恍惚公园》。
杨小滨回答
一、你认为中国当代诗歌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没成功的话那最大的问题又是什么？谢谢你的支持，我等着。
汉语当代诗在语言的创造力上远远超出了前行的世代，提供了一大批风格鲜明，自成一家的杰出诗人。借用我在一篇文章中的说法：中国当代诗人的写作将汉语不断推向极端和极致，以各异的嗓音发出了有关现实世界与经验主体的精彩言说。
二、谢谢你的回答。对于第一个问题，几乎都给了中国当代诗歌肯定。而这种肯定，都和语言紧密联系。那么我想请教你，中国当代诗歌究竟为现代汉语提供了什么新机制和新内容？顺便再问一句，现代汉语和古白话又有什么本质的差异？期待你独特的高见。
所谓的新机制，我觉得肯定不是单一的。这也是为什么每一种特异的风格都代表了一个杰出的诗人。但或许有一点是共同的：中国当代诗人通过各种风格化的努力，从现存的主流语言体系中解放出来，不再表达乏味的意义、明确的观念、俗套的情感，因为那都是主流话语所要求的。至于传统的白话，我们已经很难体会到当时的语言情境了，我只能说，现代汉语穿梭在日常口语、古典汉语和翻译文体的缝隙中，更加自由，更有弹性，也具备更丰富的潜能。
三、很好，谢谢你的回复。在做这个微访谈时，我们在白话诗、新诗、现代诗、现代汉诗和当代诗歌等好几个词语中费了许多脑筋，总觉得没有最为准确的叫法。说新诗吧，那它针对什么旧呢？而且已经100年了，也不能一直这样叫下去。说现代诗歌吧，难道它不包括当代吗？说现代诗，其实好多诗并不现代，难道就要拒绝在这类诗歌历史之外？所以，我们真的很迷茫。所谓名正言顺，为中国百年来新的诗歌找到自己的名字，的确算一个迫切的问题，而且我们还发现，没有准确的命名，应该是中国现当代自由白话新诗最大的隐患。对此我们再次期待你的高见，找到最准确的说法。
我近年来多把我们这一代诗人的写作归为“当代诗”。如果说白话文运动开创的是“新诗”，从卞之琳、穆旦到商禽、痖弦是“现代诗”，那么“当代诗”显然是一个可以跟前行世代相对有一区隔的概念。可能与有些朋友的分期不同，我以为汉语“当代诗”的起源，在大陆至少应追溯到根子、多多他们白洋淀时期的写作，在台湾同样可以追溯到一批1949年左右出生的诗人，包括苏绍连、陈黎等在1970年代的创作。从诗学理论上而言，相对于“现代诗”显著的现代主义特征，“当代诗”在一定程度上染有后现代主义的色彩。不过，基于主流诗坛对朦胧诗的理解，我也倾向于把（大陆）“当代诗”的开端放在1980年代中期，也就是俗称“后朦胧诗”开始的时期。可以说，“白洋淀诗派”的浮出水面，恰恰也是在1980年代中期之后才回溯性地建构的。
四、好的，你的说法有道理，但你也知道这样一个事实：这种诗，我们已经写了100年了。100年好像不长，但肯定也不短。亲，就你的阅历和学识，在这100里，有哪些诗人、哪些作品、哪些事件和哪些关于诗的言说，你认为是有价值的？有发展的？至少是你记得住的？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必定是一个关于诗歌100年历史的访谈。辛苦，辛苦。感谢，感谢。
我的观点恰恰是，100年来的新诗不能一概而论。早期的新诗，包括胡适、刘半农等人的作品，在今天看来，诗作为文字艺术的价值十分有限。现代诗、当代诗也都应在各自的语境下显示其艺术价值。汉语新诗的美学或艺术价值，除却偶发的天才之作（包括鲁迅），大概只有到了1950年代台湾的现代诗运动才开创出一个真正具有文学性的阶段。而在中国（大陆）方面，至今未受公正评价的诗人是根子，他写于1971年的杰作《三月与末日》可以说横空出世，可与痖弦的《深渊》媲美。但真正开创了新的美学局面的我认为是1980年中后期的后朦胧诗。如果说标准的朦胧诗尚带有主流美学的基本面貌，后朦胧诗（包括60后诗人和部分50后诗人为主体的第三代诗，也包括50后诗人为主体的朦胧诗人本身转型后的写作）开始，诗学的自觉才替代了意识形态的主导，汇聚成以先锋文本挑战主流文化的当代诗潮流。而这股当代诗的潮流，到了1990年代和本世纪，由于50后、60后诗人的不断开拓，也由于70后和80后诗人的加入，有了更强劲的发展。至于具体的作品与作者，实在是不胜枚举。为免挂一漏万，我还是不在短短的答问中尝试列举几百名诗人的上千首优秀诗作了吧。
五、谢谢你回复，让我们的访谈很有价值。在前面四个问题之后，我们觉得有一个绝大的问题必须摆到桌面上来：这个问题，就是诗歌的标准问题。诗歌到底有没有标准？或者说有没有唯一的永恒的标准？笼统而言，“古代诗歌”似乎是有标准的；而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入诗，诗歌事实上陷入一种先验的迷惑中：它至今也没有完全确立自身，或者说，它需要像中国古代诗歌一样，确立一个标准码？说白了吧，上追千年下启万世，到底什么是“诗”？期待你指教，并先谢。
我不主张诗有标准，谁都可以拿出一首自称是诗的玩意儿。值得探讨的或许是：好诗有没有标准？简单而言，大概越多、越鲜明地拥有以下几个方面，就越能够成为我心目中的好诗：一、语言表现的创造力和独特性；二、感性或理性意涵的丰富、开放或多义。反过来说，一首诗作如果缺乏自创的语言表达方式，落入任何俗套（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或流于单一的意义（翻译成一句平常的话就把意思说完了，或者情感指向过于单向），就不可能是好诗。进一步，一个好诗人的标准，还应当加上：具有难以替代的个人风格（也可以说：辨识度），但这并不意味着风格不能变化（也许自我求变是对好诗人更高的要求）。
六、谢谢你。关于中国百年诗歌的访谈，问题还多，但已大致有数。这里，我们想用一个古老的问题作为我们访谈的结束，那就是你为什么写诗？或者说是在今天，世界已经发生了那么大的改变，而你为什么还写诗？写诗，对你究竟有什么好处？
对我而言，诗是不甘心受限于规范语言和主流语言压制的创造性表达。这大概也是我写诗的基本出发点：寻求属于我自己的某种言说或表达方式，它关乎于我的经验、精神、情感，而我用我特异的语词、句法和节奏来述说。只要有语言，就会有写诗的欲望。语言总是促使我用它来达到它本来达不到的境遇，揭示它试图掩盖或伪饰的世界。
七、哇，各位大侠：访谈完了，我们才发现是六个问题。而我们算了一下，六个问题不吉利。所以，我们必须麻烦你，再回复我们一个问。不过这个问比较简单，也很好玩。你可以不回答，但不能不回复。一定。我们的这个问题是关于写诗与性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写诗对你的性想象和性行为有没有影响？期待你的回复，多谢多谢。
诗不是意淫，但性可以是肉体的诗，哈哈。
杨小滨，生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耶鲁大学博士。现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政治大学教授，《两岸诗》总编辑。
汤巧巧回答
一、你认为中国当代诗歌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没成功的话那最大的问题又是什么？谢谢你的支持，我等着。
最大的成功是一意孤行，恢复了语言的活力和诗人的个性自觉。
二、谢谢你的回答。对于第一个问题，几乎都给了中国当代诗歌肯定。而这种肯定，都和语言紧密联系。那么我想请教你，中国当代诗歌究竟为现代汉语提供了什么新机制和新内容？顺便再问一句，现代汉语和古白话又有什么本质的差异？期待你独特的高见。
现代汉语在古白话基础上发展起来，吸纳了大量外来词、译词，语法系统欧化，并通过黄遵宪、胡适的白话诗运动取得语言机制上的合法性，最终与古汉语分道扬镳。我个人认为，写古典诗就好好学古汉语、古白话，写新诗就仔细琢磨现代生活、现代汉语，不要谈什么古今融合，导致写古典诗的不伦不类、写现代诗的“现代”不起来。中国当代诗歌为现代汉语提供了一个与日常生活和个人情绪（注意不是情感）紧密相关的诗意语言启动机制，使现代汉语不再是贵族们孤芳自赏、应和酬答的工具。而是与最朴素最真实的现代情绪、现代关系、现代生活融合了。现代汉语表现出来的多维互动关系，我认为就是中国当代诗歌的贡献。
三、很好，谢谢你的回复。在做这个微访谈时，我们在白话诗、新诗、现代诗、现代汉诗和当代诗歌等好几个词语中费了许多脑筋，总觉得没有最为准确的叫法。说新诗吧，那它针对什么旧呢？而且已经100年了，也不能一直这样叫下去。说现代诗歌吧，难道它不包括当代吗？说现代诗，其实好多诗并不现代，难道就要拒绝在这类诗歌历史之外？所以，我们真的很迷茫。所谓名正言顺，为中国百年来新的诗歌找到自己的名字，的确算一个迫切的问题，而且我们还发现，没有准确的命名，应该是中国现当代自由白话新诗最大的隐患。对此我们再次期待你的高见，找到最准确的说法。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在现当代文学史的范畴里，现代和当代文学也是一个含混的概念，现代、当代好像只是一个时间段的分期，但又包括某种价值选择。比如现代、当代文学史里面并没包括仍然存在的古典文学创作。近几年，学界提出民国文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的分期概念就是以纯粹时间段的分期来避免含混。但约定俗成的命名似乎很难改变，现在的重要教材编写依然沿用的现代、当代的概念。诗歌也一样。如果要把不够现代或者仍然存在的古典诗歌创作包括在内，就得按民国诗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诗歌来分期，如果要突出价值判断，新诗我以为目前还是最好的。既有某种对应（与古诗），也包含着某种不断变化的活力。
四、好的，你的说法有道理，但你也知道这样一个事实：这种诗，我们已经写了100年了。100年好像不长，但肯定也不短。亲，就你的阅历和学识，在这100里，有哪些诗人、哪些作品、哪些事件和哪些关于诗的言说，你认为是有价值的？有发展的？至少是你记得住的？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必定是一个关于诗歌100年历史的访谈。辛苦，辛苦。感谢，感谢。
黄遵宪，白话诗写作第一人；胡适，白话诗运动的最大贡献者；新诗的现代时空形式构建是在郭沫若早期诗歌里完成的；上世纪20年代李金发的《弃妇》，中国最早的象征派诗歌；30年代戴望舒，成熟的象征派，忧郁抒情，最具诗人气质，语言十分自然轻盈，读读他的诗歌《我的恋人》吧；30年代还有一位诗人废名，他的诗极富禅意，且语言跳脱灵异；40年代的穆旦，特别喜欢他的《春》，是我目前看到的新诗中最早的身体写作作品，形下到形上的完美结合，知性的现代派的代表；然后就是朦胧诗运动，北岛、顾城，他们的重要性似乎不用再多说；接下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第三代诗歌运动，非非主义、莽汉主义、他们等先锋诗歌流派至今仍然是中国现代文化构建中的主力，韩东、于坚、杨黎等名字也不用多说，看他们的诗和诗论吧；最后能记住的就是写《饿死诗人》的伊沙和下半身诗歌运动舵主沈浩波。女性诗人翟永明、王小妮、小安等，在女性意识、语言气质、现代视野等各方面都有重要贡献。
关于诗的言说，从“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开启了白话新诗的历程。40年代袁可嘉关于“新诗戏剧化”的言说，在纠偏诗歌滥情主义的潮流中，体现出新诗创作的现代视野；80年代的“诗到语言为止”到后来的非非理论、废话理论这一脉，将新诗语言的重要性上升到哲学层面，人类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语言成为诗人的先天启动机制，是诗人“三观”的基础。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这些。挺累的。哈哈。
杨黎后面还要加个李亚伟，他是我哥，哈哈，青春期诗歌的集大成者。
最后还要加个柏桦，他的诗是奇怪的，杂糅的，把一些看似不相干的东西（知识分子气质、乡绅气质和民间精神；先锋的和保守的；日常语言和生僻字句）糅合在一起，却产生了别具意味的阅读感受。
五、谢谢你回复，让我们的访谈很有价值。在前面四个问题之后，我们觉得有一个绝大的问题必须摆到桌面上来：这个问题，就是诗歌的标准问题。诗歌到底有没有标准？或者说有没有唯一的永恒的标准？笼统而言，“古代诗歌”似乎是有标准的；而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入诗，诗歌事实上陷入一种先验的迷惑中：它至今也没有完全确立自身，或者说，它需要像中国古代诗歌一样，确立一个标准码？说白了吧，上追千年下启万世，到底什么是“诗”？期待你指教，并先谢。
古代诗歌脱胎于儒家经学，它在风格上的标准是“古雅”，在形式上的标准是音韵。尤其是近体诗，对音韵的标准十分讲究。早期新诗打破语言、音韵的限制，用白话写自由体诗以来，诗越来越自由，自由到似乎没有边界。没有边界的东西让人感觉害怕、不靠谱，也无法形成讨论的基本平台。诗没有永恒的唯一的标准，但要确立自身，也必须形成一些共识。所以现在的新诗面临阐释的尴尬。
这种状态似乎与中国的现代进程有关。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到今天仍然没有完成“现代”。如果说古代诗歌风格的标准是“古雅”、现代诗歌的标准应不应该是“现代”呢？现代视野、现代汉语、现代节奏、现代思想等等都可以成为新诗好诗的标准，然，现代尚未确立、谈新诗的标准是“现代”也很难。
六、谢谢你。关于中国百年诗歌的访谈，问题还多，但已大致有数。这里，我们想用一个古老的问题作为我们访谈的结束，那就是你为什么写诗？或者说是在今天，世界已经发生了那么大的改变，而你为什么还写诗？写诗，对你究竟有什么好处？
（本题未回答）
七、哇，各位大侠：访谈完了，我们才发现是六个问题。而我们算了一下，六个问题不吉利。所以，我们必须麻烦你，再回复我们一个问。不过这个问比较简单，也很好玩。你可以不回答，但不能不回复。一定。我们的这个问题是关于写诗与性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写诗对你的性想象和性行为有没有影响？期待你的回复，多谢多谢。
有啊！写诗很性感，哈哈。
汤巧巧，写点诗教点书，居成都。
第五波：俞心樵，叶匡政，文康 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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