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发展是各民族文学共同发展”
——访少数民族文学先行者、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
 
　　编者按：“玛拉沁夫的名字是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始终联系在一起的，他半个世纪的艰难与曲折，梦想与辉煌，都有着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投射和折光。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他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开拓者和先行者；70年代末至现在，他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主将和领路人。”这是李鸿然在《玛拉沁夫：民族文学的主将和领路人》一文中对玛拉沁夫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地位和贡献的概述总结。
 
 　   今年87岁的玛拉沁夫，从1951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算起，已经和共和国少数民族文学风雨同舟了66年。在荏苒的66年时光里，玛拉沁夫始终为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奔走呼告，他的“两次上书”更是直接推动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起步和发展。
 
 


　　作家档案
 
  　  玛拉沁夫，中国著名蒙古族作家，1930年出生于卓索图盟土默特旗吐日根太布村（现属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1945年参加八路军，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46年起从事文学创作，1951年，发表处女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受到文艺界的重视，1954年返回内蒙古，在察哈尔盟明太旗旗委宣传部长，同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春的喜歌》，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历任内蒙古文工团任创作员，《内蒙古文艺》编辑，内蒙古文化局副局长，中国作协内蒙古分会副主席，《民族文学》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党组副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长等职。
 
   
　　记者：玛拉沁夫老师，您被誉为“民族文学的主将和领路人”，贵州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您对贵州有什么样的认识？
 
　    玛拉沁夫：我工作的时候，分管少数民族文学，贵州是少数民族大省，民族文化资源丰富，我去过多次，也住过一段时间，很熟悉，也很有感情。改革开放刚开始的那几年，贵州为少数民族文学的起步做了很多贡献。1982年，我就在贵阳的花溪组织过一次全国性的少数民族文学笔会，那时候中国作协主办的《民族文学》才刚办了一年。花溪很美很漂亮，我们在那里办了两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笔会，所以我在贵州也有很多朋友，记得当时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同志对我们很关照，所以在贵州连续举办了两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笔会。
 
　　“战斗环境锻炼了我，也培养了我的文学情怀”
 
　　记者：玛拉沁夫老师，您参加过八路军，参加过内蒙古解放初期时的斗争，您是怎样在战争环境中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玛拉沁夫：我是1945年冬季参加革命的，那年我才15岁，部队那时候还叫八路军，解放军是48年以后才统一的名称。我当时还在读中学，学的是蒙文，汉文也懂一些，所以帮从山东来的一支八路军队伍写参军花名册，八路军首长对我很感兴趣，让我继续跟着部队干革命。后来部队转战黑龙江，路过我的家乡卓索图盟土默特旗（现属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而这时内蒙古骑兵也来了，我就跟着内蒙古骑兵师十一支队，给女司令员乌兰当通信员（乌兰在蒙古语里是“红色”的意思，其实乌兰并不是司令员，是政委，但我们蒙古人当时不知道政委是干什么的，所以统一叫司令员）。
 
　　记得是1946年，乌兰司令跟我谈，说想送我去学习。就这样，我被送到了内蒙古自治学院学习。学习期间，我被安排到刚成立的文工团。同年7月份，内战爆发。我们文工团奔赴辽西前线，负责演出、宣传、动员群众。那时候，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从葫芦岛登陆，大举进攻东北，我们都是“土八路”，用的武器全是日本战败时留下的，根本不能与国民党部队抗衡，当时毛主席提出了一个战略，叫“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我们就撤退到内蒙古，保存有生力量。这时，前线部队要成立一个文学报道组，专门写反映战地生活、军民团结、人民支援战争、战斗事迹的报道，虽然不是很专业，但有意思，我觉得挺好，我乐意干这事，所以向上级主动请示，被批准后分到了创作组。
 
　　其实，在此之前我并没有系统学过汉文，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学好汉文，我就到处找书看。起初，看不太懂，又没有老师，我只好自学，所以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最初就是因为学汉文而看了汉文的文学作品。一接触文学作品，我就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迷上文学以后，我就到处找文学书籍看，在这个过程中也就提高了汉文水平。
 
   　 革命逼着我去学汉文，革命也培养了我的文学情怀。起初学汉文时很困难，通过两三年的学习，基本上掌握了汉文。期间每到一处，我都要先找书看，也不管是什么书。积累多了以后，就有创作的欲望了，感觉书里写的故事我也经历过，感觉自己也可以写点东西，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尝试，刚开始就是摹仿。没有纸，我就拿着寺庙丢弃的经文纸写。起先写的是诗，学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诗，因为惠特曼的诗很豪放，跟我们蒙古人的性格很相近，后来又相继学了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普希金等国外著名作家。特殊的战斗环境和生活经历锻炼了我，所以我成熟得比较早。
 
　　博览群书，摹仿起步
 
　　记者：玛拉沁夫老师，每个作家走上创作这条路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您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成长为一个作家的呢？
 
　　玛拉沁夫：1948年以后，东北解放，我们部队进驻沈阳，环境好多了，我阅读的书籍也越来越多，接触了更多的文学作品。这时候我开始有选择性的去阅读经典名著，对文学的理解更加深入，汉文水平也有质的提高，有了一定的写作功底，同时需要强调的是，正是当年的战斗生活培育了我的革命品质，为我后来从事写作指明了方向。
 
　　以前看书是为了提高文化素养，但我慢慢发现我前期的刻苦学习为我后来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时候我已经写了好几个剧本，正式开启了我的文学创作之路。
 
　　起初，因为环境原因，我无法选择，但1946年以后我逐渐意识到必须在浩如烟海的作家作品中作出选择，于是我就看哪一位作家的作品跟我的文学追求相似，我就学习摹仿他。我开始向东北作家萧军学习，如他的《八月乡村》（长篇小说，1935年出版）简直就是我的启蒙读物。我很喜欢赵树理的作品，但山西在地缘上离我们有点远。我接触俄罗斯作家的作品比较多，感触也比较深，因为俄罗斯在地缘上与我们北方还是很近的，那种厚重、辽阔、寒冷的生存环境以及忍耐性强、彪悍、在困难面前不低头的血型跟北方草原文化有很多契合点。比如屠格涅夫笔下的西伯利亚生活，再如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写的就是草原，我甚至能感觉到两地的草香味都是一样的。顿河不仅生活环境与蒙古相似，当地人民的性格也跟蒙古汉子非常接近，有哥萨克骑兵，所以我笔下也常有骑兵。肖洛霍夫对我影响太大了，甚至我成为专业作家以后，《静静的顿河》我还是经常读，越读越有感觉，读完一遍以后我开始摹仿着肖洛霍夫去写作，对写作也有了相应的感觉。
 
　　我摹仿过萧军笔下东北男子汉的豪放粗犷，但东北汉子相比于蒙古汉子在情感上又显得太过于细腻了，蒙古汉子显得比较简单些。我也看大仲马的作品，大仲马作品的故事和情节都很吸引人，但在情感表述上，大仲马比不上他的儿子小仲马，我从两人作品的对比中逐渐明白文学虽然写故事和情节，但不能完全靠故事和情节，内在的情感很重要，这也是对文学理解的一个重点要素。
 
 　   简而言之，我的经历就是我探讨文学的经历。
 
　　“文学就是一种感觉”
 
　　记者：于您而言，什么因素对写作最重要？
 
   　 玛拉沁夫：感觉对文学创作很重要，甚至有时可以说，文学就是一种感觉。我从小在草原牧区生活，在科尔沁草原的一个中学上学，和文学的情缘也是在战斗环境中慢慢拉近的，逐渐培养出文学的感觉。1950年，我20岁时跟另外一个同事办起了《内蒙古文艺》的刊物，自己当编辑。我读国外名著的时候喜欢做人物笔记，找感觉，看看别人是怎么描写复杂的情感，又是怎么处理关键情节转换的，再有文学的其他方面，如风、雨、闪、电、雷、云、大水、大雪、大森林、旷野、没有人烟的荒野、春天的草原，这些大自然的景物培育了我的文学感觉。生活则是文学的沃土，文学很多时候不是教出来的，而是自己去亲身体验以后得来，革命的艰苦环境让我深刻感悟了文学来源于生活的道理。
 
　　“真正的作家是靠作品的艺术魅力去征服读者”
 
　　记者：《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是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第一篇小说就能在《人民文学》头版头题上发表，您是怎么做到的？
 
　　玛拉沁夫：1950年，我参加工作队到科尔沁草原，那时科尔沁草原有一位女英雄，刚刚19岁，还在坐月子。有一天有一个人来找水喝，这位女英雄热情地请他进屋喝茶，可那个人不进屋，女英雄只好拿一瓢凉水给他喝，这时候吹来一阵风，男子披的毯子被风撩起一角，露出了背在背上的步枪枪口。女英雄本能地感觉到来者不善。她不慌不忙，想办法将这个人稳住，但这个人很警觉，感觉事情不对头，要走，女英雄就与这个人展开搏斗，很快就有人来帮忙制服这个人。审问后才知道这人是个逃犯，在监狱里杀害了狱警，夺枪越狱。这个故事给了我启示，让我思考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使没有文化的女牧民敢于与歹徒搏斗。我感觉不能像记者一样仅仅讲述事件过程，我的文学感觉告诉我，必须从精神上对女英雄进行解读阐释，女英雄的行为是拥护新生政权的典型事迹，也是蒙古人民捍卫国家安定的一个鲜活体现，所以我就开始写，把故事展开成四天四夜来写，洋洋洒洒写了四万多字。
 
  　  我读过一个中篇小说叫《一周间》，后记说这个故事前后历时三年，但作者压缩时间，把故事压缩到一年来写，但想想又把故事缩到三个月，还是不满意，又把故事压缩到一周来写，所以小说的标题就是《一周间》。作者的这个讲述给我很大的启迪，我决定把这个故事压缩，就写从黎明到黄昏的一天时间，这就是我的第一部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在作品中，我利用风雨交加、荒火、小狗等“道具”做衬托。这是1950年发生的事，我1951年才写完，写这篇作品的时候我没把它当成一个故事来写，而是从一个作家的角度去写，思考那个时代蒙古人民的精神和追求，其实刚写完的时候我一直怀疑自己写的是不是小说，我把小说拿给一位同事看，他看了一晚上，第二天对我说，“这大概可能是小说”。我鼓起勇气，于1951年11月寄给《人民文学》，一个礼拜以后，《人民文学》给我回信反馈说“大作拟用”。我当时不知道“拟用”是什么意思，就去查字典，才知道“拟用”是“要用”“准备用”的意思。12月底，我收到包裹，打开一看是《人民文学》，我当时以为自己年轻，又没有名气，所以拿着刊物从后往前翻，翻了半天没看到自己的作品，越翻心越凉，翻到最前面看到头版头题就是我的小说，把我高兴坏了。1952年1月18号的《人民日报》有一个文化简评评论我的这篇小说，评论写道，玛拉沁夫创作的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写了新的主题，新的生活，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先进的力量，是用新的伦理和新的道德教育人民的优秀作品。《人民日报》对一个21岁的青年作者的作品给予这样高度的评价是从来没有过的。后来，有很多报刊全文转载了这篇小说。但这时我很清醒，不能仅凭一个短篇小说就妄称作家。再后来，我被调到中央电影局电影剧本创作组当特约编剧，就是这个时候我把《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改编成电影《草原上的人们》，里面的插曲《敖包相会》也是我写的，至今还在传唱。
 
　　“更新生活体验，才能保持文学生命力”
 
　　记者：据我们了解，为了写《茫茫的草原》，您放弃了在北京学习深造的大好机会，毅然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科尔沁草原，把户口也转了过去，并且在那儿一待就是三年，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玛拉沁夫：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一个作家要深入生活，扎根生活，才能写出贴近人民生活实际的作品。为了写《茫茫的草原》，我下乡和牧民们同吃同住了三年的时间，后来又去了包钢。去包钢是因为当时有很多蒙古人在包钢当工人，这对于世代养牛牧马的蒙古人来说，就是一种新的生活，这些变化就是我们的笔触需要去展现的。总的来说，生活不是一次体验就能积累完成的，时代在变化，生活在不断进步，就算有一定生活底蕴的人，如果不跟上时代的步伐也是不行的，要随着时代的前进更新自己的生活体验，这样才能保持长久的文学生命力。我们现在有一部分作家过分追求享受，根本没有深入到群众中去。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不同，思想就不一样，走的路也不一样，对国家的感情更不一样。
 
   　 为共和国民族文学发展的“两次上书”
 
　　记者：1955年初和1980年，您两次以“上书”形式表达了您自己对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看法和批评，直接推动了党和国家关注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建设，其间一定有很多故事，您能不能简要回顾一下？
 
　　玛拉沁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开宗明义第一句就说：“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多民族国家的文学必然是多民族的。原来的中国文学史就是汉族的文学史，里面很少涉及少数民族，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有60%的土地居住着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灿烂的文化。民族平等是党的基本民族政策，只有民族平等，才能实现民族团结，民族不团结又怎么实现发展呢？1955年初，24岁的我给中国作家协会的三位领导茅盾主席、周扬书记、丁玲副主席各写了一封信，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多民族国家的文学必须是多民族的，汉族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最发达、最悠久、最厚重的民族，但最主要的并不是唯一的。当时作家协会忽视了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中国文学的发展应该是中国各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我们从来没有听见过在作家协会主席团会议上有一条讨论国内各民族文学状况的议程；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作家协会（以及原文协）对解放前或解放后国内各民族文学工作情况作过比较系统而全面的介绍和写过指导性的文字。两个月后，我收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复信，信的第一句话是——“玛拉沁夫同志：你一月二十日的来信，已在作家协会第九次主席常务办公会上进行了讨论。主席团认为，你对于我国多民族的文学工作的意见，是正确的。”中国作协还在复信中对如何改进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提出了具体措施。
 
　　1980年的时候，文革虽然结束了，但当时的少数民族文学一片沉寂，如果不尽快扭转少数民族文学的滞后状况，少数民族文学就很难汇入主流文学大潮之中。为此，我再次致信中共中央宣传部，希望中央更多地关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没有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就不会有整个中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中宣部领导收到信后很快将信转给中国作协党组，并在信上做出批示，批示的内容十分具体：“我们确应为少数民族文学办些实事，比如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比如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比如创办一个少数民族文学刊物等等”。
 
    　1980年5月，少数民族作家代表开会，讨论并经中国作协批准做出决定，这其中就有“于1980年7月召开全国少数民族创作会议”“1981年举办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立即创办民族文学期刊”“在文学讲习所开设少数民族作家班”等内容。同年8月，我被调到北京主持筹办《民族文学》杂志，随后担任《民族文学》主编，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1981年3月我被任命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当年年底，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颁奖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从此，每三年一届的少数民族文学奖评选延续至今，到2016年该奖已经举行了十一届，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的最高奖。
 
  　  深入生活践行习总书记的讲话
 
　　记者：2014年10月15日，您参加了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习总书记都对您说了些什么？
 
　　玛拉沁夫：当时习近平同志微笑着向我走过来，我就一直在想，跟他说些什么好呢？我说“我是个老蒙古”，习近平同志听完以后笑着说，什么老蒙古啊，您是小说家嘛。座谈会上，我有一只耳朵不好使，就侧着另一只耳朵认真听，后来习近平同志派一个工作人员过来，告诉我说老同志如果您坐不了这么长时间，可以到旁边休息室休息。我当时就拒绝了，我就想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听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不能应付，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去学，去领会。那次座谈会后，有很多记者要求采访我，但我都拒绝了，因为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后，我要自省，对照自己的价值观进行自我检查。作为一个作家，我之所以在当时没有做任何表态，是因为我觉得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后最重要的是进行自我对照检查，找到方向和航向去践行，这才是最重要的。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急于去表态，夸夸其谈，而不去反思践行，也不深入生活、扎根生活、反映时代，哪来的艺术灵感。
 
　　“少数民族作家要自力更生，进取图强”
 
　　记者：现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在党的关怀扶持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少数民族作家队伍越来越壮大，您对这些后辈们有怎样的期望和忠告呢？
 
　　玛拉沁夫：中国作家协会一直在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搭台，培养少数民族作家。据我所知，中国作家协会有会员一万多人，其中就有一千多人是少数民族作家。我希望少数民族作家们能够仔仔细细领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和2016年作协九大、文联十大上的讲话精神，进行自我对照检查，然后反思践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找准创作的方向。同时，少数民族的文学群体应该多学习汉族先进文化，不能一味靠党的政策扶持，要学会自力更生，进取图强。
 
　　来源：贵州民族报
　　作者：特约记者 秦 戈
　　本报记者 王 杰
　　版面：第C1版
　　制作：石照昌
　　时间：2017-03-03
        链接：http://dzb.gzmzb.com/P/Item/34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