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鲁亢首部随笔集《被骨头知道》出版
 
诗人鲁亢首部随笔集《被骨头知道》2015年12月由阳光出版社出版。书中有作者在日本求学、谋生日子的见闻感受，有与父亲的点滴记忆和对付病魔时的所思所虑。鲁亢其文看似不动声色实质丝丝缕缕全都流露着起伏的心绪。作为一个功夫在诗外的诗人，鲁亢此书旁涉电影、读书等诸多物事，无不体现作者耀眼的才情，而他与文学友人的信函、散记，几乎透露了他对诗歌至深至广的感悟，当然还有他那高贵、优雅的情操。本书和安琪《女性主义者笔记》、老皮《知天命》、深蓝《在春天或者在梦里》、何奕敏《去远方寻找自己》一起，构成“中国诗人随笔系列•福建卷”书系，书系由福建省文学院曾念长博士作序。
 
 
【目录】
 
 


【书摘】

坐在我身边的女性
鲁亢
 
坐在我旁边的女性，曾是宾馆的领班，她皮肤白皙，五官清秀，会讲一些英文。井上不知何时认识了她，就迷上了。我还蒙在鼓里。某一周日去见井上，他反复问我那个女的感冒啦？咳嗽？我不明就里，昨天还在一道上课，哪有病？井上顿时兴奋起来，叫我拨她的电话，电话通了，井上接了过来，可能是约她出来。井上对她的关心，那种追马子的急迫和冲劲，使他的书生公务员的形象变得有点嚣张，在我这种过度安静的人看来，他是被一种从未有过或者是久未再遇的“气味”吸引住了，这就是性，虽然这个字被我们用烂了，真正能闻知到它的人并不多。或者是有强烈反应的人并不多。不过，在日本，这样的人太多了。看多了，觉得够荒唐的。
井上对我基本上不闻不问，很放心吧。他兴许感到难以理解，为什么这位被他担保的人除了自己的母语外，什么语言都不会呢？他看上去年纪也不小了，矮小，单薄，文弱，语言不通，不知是从何处冒出的怪物？
照当今日本人的身材体格标准来看，可以倒过来叫我“小中国”。
几年后在东京地铁的通道里，比我还矮半个头的音乐人黄金刚，就对新一代日本人的高大健壮忍不住地感叹：想不到“小日本”变化这么大。那些安静沉着地上车赶路的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如果他们不想计较，继续被叫“小日本”也还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日本国也就那么几个岛……
 
在长崎曾碰到一位中年的日本人，说他自己从未去过东京，不屑于像其他人那样，什么都以东京为中心。他以未去东京而自夸，酒酣耳热之际，又扯了一些属于意识形态的话题，也不管我是否全懂了。我似乎感觉到了他的傲慢和尖刻，其实大可不必再在言辞上给我这种穷学生以有力的警醒和打击，日常之所见，不用多费口舌，我已知道自己来自何方，差距何以如此之大了。我也听到过一些所谓“岛民意识”的说法和分析，这个定性本身即有贬义，是一种俯瞰似的批评，清晰地观察到有这种意识的人种的暧昧和可憎之处，要时刻防备，揭露其真面目，不要被它的经济奇迹所迷惑……
看或听这些言辞倒也不费神，毕竟是经验的归纳，也可当作你个人的经验和判断力的“防身工具”，一旦遭遇不快，先自精神上让自己感到“出手”不慢，至于对方是否同样在精神上已“微攻即破”，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没有兴趣和条件来观察和分析这个民族，我只在一些基本面上看问题，很快得出结论，并不想修正。这里的人如此爱干净，爱安静，不扰人，实在让人羡慕。此前我从未有过这种经历，现在真有一种神奇之感了。
当时还不了解这里的媒体开放到什么程度。当然，知道了也没有用，反而因在电视上见到与中国或中国人有关的负面新闻，而心生疑窦：有必要玩这一套吗？既让我们来这里“学习”，又把我们及我们的老家，抹上一道黑，这叫客观？这叫言论自由？偶尔见到的褒扬我们老家的新闻，不免是从猎奇的角度。富士电视台有一新闻说江南某富村为了抑制比富，全村的小轿车全一个牌子，一种颜色。在日本的主流意识中，可以公开在媒体上的当今的中国人的言行是没有个人立场的，政府的立场即他们的立场。私下里他们也说：你们都是一言堂。其实我们不想听，我们在读书还是刷盘子中苦闷着。
我和两位高我一届的女同学回家是一路的，要走一段长长的台阶，有时在台阶上蹦蹦跳跳，拿几句刚学的日语来调侃，经过的日本人有点冷漠的好奇看我们几眼，我们并不在乎，继续嚷嚷着，往下蹦。未过语言关，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像只会吐几个单音的白痴。坐在我旁边的女性，后来就为了“语言”而喜欢上一位骨瘦如柴的上一届的男生，据说他日英全通，她告诉我这位男生是语言的天才。我的心眼要坏一点：这种比我还干瘪的男性，如果不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下，有可能上演他人生中的一出“野兽和美女”戏？井上从一开始就出局了，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一直不能释怀的是为了刷盘子，再一次将读书当做一件苦差事。而且博得了一般日本人的理解，甚至同情。据说学校有规定学生不可在酒吧打工，问题在于酒吧收入较高但难进，而非所谓的规定起了制约的作用。与我同路的那两位女同学好像都在酒吧工作，对此她们吞吞吐吐。其实没什么，它不像我们这边，它拿的是时工资或月工资，一般不接受小费，陪着聊天喝酒，有的还只能当换烟缸上酒的服务生。其中有一位高个的有一阵子利用空出的时间，和我同在“四海楼”饭店端盘子刷碗。有一位课长（科长）几乎天天来厨房视察，偶尔会找我聊几句。他无视我的学生身份，问的都是你赚多少钱可以用来养在“中国的老婆孩子”。他也迷上了那位高个子的女同学。为了跟她碰上面，课长也调整了来厨房的时间。他误以为我们是一对的，于是话改成“你跟老婆一起来干活，你有这么漂亮的老婆，叫人吃醋啊”。我就笑笑，很倒胃口。那位女同学后来就不来了，她受不了这位大大方方的色狼。他们对“底层人”的蔑视以及已成习惯的性骚扰，引发我们的愤怒。那么具体来说是什么样的人在“理解”和“同情”呢？我也不太清楚，也许是我的房东那样的老太太，也许是别的什么人，从来没碰到过的人，臆想中的人。
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理解”和“同情”，招学生来是政府行为，而日语学校主要为了赢利，平常碰到的平民百姓，没有接受这些外国人的心理准备，一下子冒出这么多人来，他们不太习惯。
 
我们发现这个国家太富裕了，消费又太高了，日币换成人民币是很够看的，可是要想学着过“正常人”的日子，就会心疼自己赚来的日币，再想到学费不菲，几乎无余钱可存，就心慌慌的。整天纠缠在这种苦闷和忧虑中，人就不会有精神，就成了低级动物。
我们本来就是“刍狗”，出来是想换身份的，现在呢，还是老样子，这已经不是丢不丢面子的事，而是怎么混下去。
有一句日语成语：旅の耻は搔ち捨こ（“旅途之耻丢在异乡”），但这哪里是“旅途”呢？这是“淘金之役”，每个来的人都怕吃败仗，既无“旅途之辛”亦无“旅途之乐”，最后多半都是灰溜溜地离开，想着回家创业洗耻。说到这种“淘金”用一个“耻”字又嫌太重了，就是一种讨生活的经历罢了。成功的人是他命好，失败的人怪他命衰。有一天我在《朝日新闻》上见到一则新闻：一位44岁的中国人跳入河中救一名溺水的日本儿童，“但是在游向溺水儿童的途中沉入水深2.5米的河底”。“事故后，根据这名中国男性身上的诊疗证，公布他的名字叫郭辰雨（音），40岁。但是其后得知，在入境记录中没有这个名字。他的妻子不愿回答警方的提问，也不知道丈夫干什么工作。根据妻子说出的名字，警方到中国大使馆调查了男性的身份。据说死者44岁，1985年为学习语言来日，中途一度回国，其后就再没有入境记录。警方认为属于非法入境”。在我看来，这几乎是一种神迹的显示，在一个委曲求全的中国人的身上，实在令人震撼。那天晚上7点左右，这位中国男性携妻子和两岁的男孩，正在河边的人行道上行走，突然听到溺水儿童的呼救声。一位住在他家附近的人说，本来他救人的行动就有可能暴露非法居留的身份，“但他是一位有勇气的人”。据说有120多人参加了这位中国人的遗体告别仪式。大家为他双手合十，衷心祈祷。
非法居留者在“淘金之役”中已被划入“贱民”之列，是隐性犯罪嫌疑人，一经发现即可逮捕，判刑，强制遣送回国。这位中年的中国男性，以这样的身份呆在日本，少说也有10年，真把他乡当故乡。他这样的人我也见到过，就是不想走，回去也是要混口饭吃，相比之下，这里更好混。只是，有神迹出现的，没见过。
他的妻子想必既悲伤又尴尬。丈夫成了英雄，“在救人现场，至今还有人为悼念他而献花”。可是这么多年来，他们“平时同周围的人几乎没有交往”，一是这里的人天性不爱打扰别人，二是他们怕出事，假如有人多事，了解了她丈夫的身份而去举报，他们平静的日子就完蛋了。其实我很清楚，这是一种假平静，危险无时不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随时做好打道回府的准备。在他们的内心有这样一种认识：出事了或惨到家的就是被赶走，有这么衰又有什么办法？这样撞衰的人一茬又一茬，被抓，被送进看守所，候审，审判，日本方面替你找一位公派律师，在法庭上走走过场，然后戴上手铐，再用布套罩着双手，押送进了机场，才算结束了。这位了不起的中年男性，如果不是救人而亡，他的下场不出其右。
这位为了救儿童“立刻脱掉上衣和鞋子，越过1.2米高的铁栅栏，冲下河堤，跳入河中”的男性，选择了另一种下场，他依旧无法自我掌控，仍属天意，让他成为勇敢得近乎伟大的人。他无法掌控，但可以自我选择。我有时会想：是那种宁静的环境让人变得奋不顾身。在这之前，你何时见识过，体验过，享受过这样的宁静。它在精神上完善了你，它使你的注意力变得集中，开始了真正的人的思考。你是卑贱的——你的身份，但在你的精神上是少有的独立和自由，你仍然不算是一个健全的人，因为你的“淘金之役”没能改变你的身份，但你在精神上醒悟了，你愿意付出和承当责任。
这样的人我们学不来。我们愿意听完这个真实的故事就不错了。我们知道他虽然卑贱但日子过的不算坏，三口之家，在一个不属于他的国土上，他的这个“半隐形的家庭”，小心翼翼地偷着乐；当悲剧发生的那个晚上，他们一家三口可能是在聊天散步。
 
 我们知道就好了，谈不上学不学。我想的是另一则报道：发起“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瑞士国会议员兼欧洲议会议员格比·维尔莫博士，曾以人道关怀访问中东、中亚、非洲多个曾被战争冲突蹂躏的地区，但她惊觉，富裕安逸的欧洲人，不是要居高临下赈济可怜的难民，而是要向灾难处境中表现坚强生命力的无数妇女学习。如果报道属实，我认为这位瑞士人是拿卑贱的人在调侃，欧洲人应该也不会太理睬这种昏话。富裕安逸是怎么来的？能保持这样长期的富裕安逸靠的是什么？除了欧洲人同样拥有的“锲而不舍的努力”，还有其他各大洲至今未得其三昧的生存的智慧和对生命的尊重。如果说他们骄傲了，有点奢侈了，那也是应该的，相信他们好了。而这些饱受战争冲突蹂躏的地区的人们，他们的锲而不舍的努力无非是想活的像个人样，离富裕安逸何其远矣。一旦他们来到了富裕安逸的地方，他们的人生观就变了，或者说，他们才有了正确的人生观，表面上他们感到自卑，内心里却对生活有了甜感。对生活感受到了甜蜜的滋味，哪里是那么容易的事？
我在长崎时偶尔会想到，我们对未来的生活是怕怕的，对现在是迷惘的。我看到一群同学在课间休息时讨论着是回还是留，总感到很可怜。他们的这种毫无价值的矛盾的心情，还要存活在几代的人的身上呢。他们特别忧虑于有人问：你干吗回来？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也许我们真的错了，因为我们没有捞到可以自由往返的身份，没有百分百的成功，看上去就是错的。但也有一些人发现情况有点不一样了，只要他有钱，好像讨回了一点尊严，那就规规矩矩地活下去，锲而不舍地努力，“往下笨，往下笨”。
 
 
鲁亢，男，福州人，文字工作者，着有随笔集《被骨头知道》（阳光出版社）等，现供职于某杂志社。
 ——————————————————————
【推荐】
“潜语者”鲁亢
文/刘晓萍  
 
鲁亢这本暂且叫做随笔集，名为《被骨头知道》的新近出版物，我认为是难以定义的。虽然书名来自其中一篇交织着父子关系和生理病痛的“被骨头知道”，但这个书名明显是诗歌意象，而且是深度意象。我们都知道骨头意味着什么，这个人体中最具精神性的组织，许多时候意味着生命最坚硬的底线和与生活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我最想说的是，鲁亢这本《被骨头知道》是当下中国文学文本的一个另类，是跨文体写作的一个特例。它交织着作者对自我履历旁观式的自述、广泛阅读而带至的文本与文本的互渉、小说的叙述方式、诗歌的语言以及很难在随笔作品中产生的戏剧效果。
实际上，它是诗歌、随笔、小说、评论的跨文体实验。每一篇都可当做小说来读，即便是他写的电影评论，也可看作是电影评论界的“梦的解析”。在我看来，他根本就不想好好写什么“随笔”，他更乐于在其阅读的经验库中随意拉出来一个“潜语者”，他非常善于讲“故事”，而每一个故事都有伍迪艾伦式的超现实效果，把悲剧和喜剧融为一体。而他本身所具有幽默感总是让你在阅读过程中产生面聊的现场感。无疑，在如芸的写作者中，鲁亢是很难被发现也很难被埋没的“少数人”。这本《被骨头知道》只是他全部写作生涯的一个侧影，我不知道他当初自选稿时是否有考虑“阅读性”，而将其更加“晦涩”更加“不可忽略”的文本藏于深阁？
——————————————————
【总序】
走向“文学广场”的诗人们
——《中国诗人随笔丛书•福建卷》序 
文/曾念长
 
就文学体式而言，散文与随笔可并成一大类。若要一言以蔽之这类体式之特性，我斗胆说：公共性。它是众多文学体式的公约数，也是无数社会性言说的公约数。所以，诗人、小说家往往要附带写写散文或随笔，学者、医生、演员、商人和官员，数不尽的各行各业的人，都会跑到散文或随笔这块领地上卡遛一番。它是文学的“公共广场”，无论你是专业的文学写作者，还是其他社会领域的各路神仙，只要来到这个广场，大家就享有同等的“文学身份”，就可以以文学的名义说话，甚至聊聊文学本身的问题。
 
作为社会物理空间的广场，天然具有两种功能属性：抒情性和议论性。在农村，村庙就是广场。每逢佳节，村民在此狂欢；但逢大事，族人在此定论。在城市，广场的双重属性在聚合，在放大，还变幻莫测地相互转化着。君不见，三十年前广场批斗小兵横行，三十年后广场歌舞大妈扰民。而我想说的是，散文和随笔，作为纯粹精神空间的“文学广场”，也有这双重属性，并且它们在这个时代发生着复杂的转换关系。
 
一般而言，散文亲抒情，而随笔亲议论。这种天然分化与中国古代的文章学传统并不相符，而是现代文学体式发生流变的结果。这里面不得不提鲁迅的特殊贡献。通过他的海量写作，杂文从广义的散文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以纯议论为要义的文学体式。显然，在这个体式茁壮成长的背后，隐含着特定的诉求：对社会公共问题的介入。其结果是，散文中的抒情性和议论性分道扬镳了。不过，自1990年代末以来，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杂文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快速衰变为两个支流：一支最大限度地删除了杂文的文学性，发展为大众媒体时评；一支则向文学性回归，重新融合散文的大统，发展为随笔写作。于是，散文的抒情性与随笔的议论性在慢慢靠拢，“文学广场”上的两种声调正在汇合。让议论变得更加柔软，让抒情变得更加有力，这是世纪之交发生在“文学广场”上的交响曲。
 
这套丛书名为“中国诗人随笔丛书•福建卷”，其中对随笔这一文体的界定，必须放在这个时代的“文学广场”中给予具体的考察。随笔不仅仅是一事一议，而是在与散文大统的重新融合中走向新的“文学广场”，走向辽阔的精神世界。似乎有人说过，21世纪的写作是随笔的写作。我希望那些有考证癖的人能够考证出这句话出自何人。如果“查无此人”，那就当是我说的好了。就文体的普适性而言，我以为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随笔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章”，可长可短，可记事可议论可抒情，可写一己之私亦可言天下之公。它有其他文体不可比拟的精神容量，因而往往承接了从各种狭窄、僵硬的言说空间中溢出的话语。它是怎么都可以的一种言说体式，唯独如此，它才能够呈现言说者的真诚品质和精神形状。诗人于坚认为存在一种“散文化的写作”，它是“各种最基本的写作的一种集合”，其“出发点可以是诗的，也可以是小说的、戏剧的，等等”。我理解于坚所说的“散文化的写作”，就是接近于已被我们的文体观念接受了的随笔。它是一种最公共的写作，也是一种最自由的写作。这种写作本身，就是个体言说与公共言说的有效结合。
 
有一种传说试图指出，福建是一个“诗歌大省”。如果仅仅是指诗人的数量和影响力，我以为这种传说言过其实。哪个省域不是诗人成群？又有哪几个省域举不出若干有影响力的诗人？但我以为，如果是指诗人在一个特定时代中的精神境遇，福建的诗人及其写作是极具典型性的。从历史上看，闽人文学长于诗文，而对小说几乎没有什么贡献，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至今尚未完全走出这种宿命的循环。其中的原因，很难给出一个实证性的定论。一个较具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闽地方言制约了闽人的大众化写作，因而也就失去了进入白话小说领地的优势。这一说法或许不假，但我以为还有一个因素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那就是闽人精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内排遣”传统。闽人是习惯于自我言说的。他们往往向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向外部世界寻找人生问题的答案。在依然保留着传统生活气息的乡村地区，拜神依然是许多福建人极具日常化的行为。他们习惯性地在神像前喃喃自语，实则是在与自己的心像一问一答。这种向内延伸排遣路径的精神构造，也正是诗歌和散文的天然形式。相比之小说指向社会的丰富性，诗歌和散文更直接指向了个人内心的细密纹理。闽人对诗歌、散文以及散文诗的偏爱，或许正是缘于此。他们的天然节奏不是东北人的唠嗑，不是北京人的段子，而是以沉默为外部表征的内心絮语。这种精神特征也让闽人背负了一项无端的罪名，那种通往内心的诉说与自救，往往被假想为深不见底的心计。我以为这实在是一种误解。人们对自我言说的恐惧与排斥，在“早请示、晚汇报”的时代一度达到极致。如果我们不理解自我言说是人类话语结构的重要基石之一，也就理解不了我们为什么要反驳那场极端化的话语运动。正是在这一点上，以蔡其矫、舒婷为代表的福建诗人，凭着对自我言说的时代性觉悟，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新诗潮中成为一面旗帜，也为福建诗歌赢得了至高的荣誉。
 
作为一种带有地域性特征的文化存在，今天的福建诗人（也包括批评家）依然保持着如隐士般构建自己的内心世界的精神传统。如厦门的舒婷、陈仲义，福州的吕德安、鲁亢等等，他们对这个时代的公共话语似乎缺乏志向，因此也很少像文化中心省份的诗人一样甚嚣尘上。与其说这是诗人的一种刻意姿态，不如说这是诗人的一种心灵隐喻。诗人就是这个时代的隐士。他们是一种逃遁式的存在，真实地辐射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气场，却很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太阳来到了隐士的家／隐士却不在家”。这是江苏诗人胡弦的诗句，在此我愿意借它来阐明这个时代的诗人的心灵志。但我还想说的是，现代诗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性存在，不可能完全隔绝于世。他们往往还借助诗歌之外的形式，介入公共事物，与外部世界进行对话。在此意义上，我们这个时代不乏有令我们素然起敬的国内同行。比如于坚，这位自称“在散文写作中向后退”的云南诗人，实际上是通过随笔这条言说通道重新抵达时代现场，将文学的态度和立场带入大地与环境、建筑与城市、本土化与全球化等一系列社会性问题。再说王小波，他不是诗人，却在小说中前所未有地开辟了自我言说的路径，因而比许多诗人更早抵达诗性的精神国度。即便如此，他还是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直面时代议论的随笔写作，并称这是知识分子在承担应有的道义和责任。我想诗人写作随笔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此。诗人不仅仅是诗人。他首先是个人，具有每个人通常都有的两面性，以及由两面性拓展开来的多面性。当诗歌在表达一个人的多面性时变得言不及物，诗人就会借助另外一种表达形式，以探求诗人与世界之关系的多种可能性。写随笔就是诗人延展自己的精神空间的一种有益尝试。正如前文所言，随笔是“文学广场”，是个体言说与公共言说的交汇地带，也是诗人出来卡遛的绝佳场所。
 
我想这套丛书的多数作者是以诗人为身份自觉的，因此才有“诗人随笔”一说。这么说来，我们似乎可以将这些随笔作品看作是诗人的“副产品”。一个成熟的诗人对自己的作品是极为苛刻的，我想他们对自己的“副产品”也应抱有同样的态度。至于这些随笔写得如何，实无由我评说的必要。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再费口舌也是多余的。我更想借这个机会，谈谈对写作的两种精神向度的看法。呈现在我眼前的这些随笔作品，更多是延续了福建诗人的自我言说的精神传统。这种“路径依赖”是一种常见现象，也符合诗人的自我期待，以及多数人的阅读期待。一位学者来到广场，未必就能抛弃书斋里的习惯，遇见新鲜事恐怕要寻根究底一番，甚至与自己“死磕”。这在许多人看来是合乎常理的。依此类推，诗人出现在广场，也有自己的习惯性方式。他们左顾右盼，略带神经质，却不愿参与任何“群众聚会”，就像传说中的“打酱油”者，一溜烟又飘走了。我作此类比，仅仅是想说明，诗人自有诗人的专注精神。诗人最关心的，终究还是自己的内心世界。即便是写随笔，他们还是习惯于将文字的光亮照向自己的心灵空间。这本无可厚非，但又何尝不是一种遗憾！时代的声音牵扯着人心，我们又岂能充耳不闻？但我并非是要主张诗人们去做单刀直入的社会时评家。诗人自有表达时代经验的独特方式。像安琪一样立誓做一个女性主义者，将诗人与时代的紧张关系和左冲右突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字面上。或像鲁亢一样写留学往事，写对疾病与死亡的深度凝视，并将它们与读万卷书的知性体验融为一体，再和盘托出。凡此种种，都是诗人介入公共言说并借以重构自己的精神世界的不同尝试。
 
我之于这套丛书的不少作者而言，算是老读者了。这里我指的是他们的诗歌。对于他们的随笔作品，我却读得较少。我愿意将这一次的集中阅读，当作一次发现之旅，去看看我似曾熟识的诗人，其实还有着不为人知的更为丰富的一面。
 
2014年12月
 
 
曾念长：文学博士，现供职于福建省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