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元明：我跟袁鹰办副刊_综合报道

我跟袁鹰办副刊

作者：蒋元明

2023年9月1日，一代副刊大师袁鹰走完了他九十九年的人生历程。

《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是袁鹰先生对自己报纸副刊生涯的回顾。他在赠我这本书的扉页上写道：“元明同志惠正：难忘一起经历的风云岁月。田钟洛敬赠。”他领导、主办副刊的最后十年，我是他的兵，见证了那段“风云岁月”。

微信图片_20240111151722

《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袁鹰著）

一、初识袁鹰

1975年，我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分到《人民日报》社，安排去文艺部。

记得去文艺部那天，当时的文艺部负责人老王向我简单介绍了部里情况，就领着我一个一个去认门。副刊组、评论组、美术组，文艺部的房间大部分东临王府井大街，闹中取静。

当走进副刊组的一间屋时，里边有三位老大姐坐着，一位老者站着，好像在说什么。老王向大家介绍了我，然后特地告诉我那位站立的老者：“这是老田，副刊组组长，你以后就在他这一组。”我马上走向前去，老田微笑着和我握手说，欢迎年轻人。他的手很厚实、温软，身穿咖啡色的毛背心，五十开外，神态安详，身体富态，温文尔雅。当我离开时，走到门口，忍不住回头一望，老田正目送着我，微笑着。我心里不禁一动。

王府井大街上的人民日报社

下来一打听，这老田可不一般，大名田钟洛。他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文艺部副主任。解放前当学生时就参加了地下党，老革命。1952年从上海《解放日报》调到北京《人民日报》，办副刊、管副刊。“文革”靠边了。1975年刚从干校回来，仍然管副刊，正在物色人物，招兵买马。他还是大名鼎鼎的作家袁鹰，写过不少诗和散文，有名的《井冈翠竹》还选入中学课本。报社上上下下都叫他老田，也知道他是大作家袁鹰。难怪他站在那里，气度不凡，“腹有诗书气自华”！

我们这一批进报社的共18人，青一色的男生，被戏称为“十八棵青松”。据说是报社派人拿着上边的“红头文件”去各大学招来的，理由是报社十年没有进大学生了。在文艺部走了一圈，我发现主要是两拨人：五十岁左右和四十岁上下的。

不久，“四人帮”倒台了，中央派来领导小组，报社从社级到各部门头头全换了。老田理所当然成了文艺部管事的，后来被正式任命为部主任，分管副刊。

作者大学毕业照

二、老将点兵

副刊改名了，由“战地”改为“大地”。

大地副刊首先恢复杂文。文化大革命，先就革了杂文的命。“打倒三家村，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当时，我在学校的大礼堂参加的第一场批判大会就是喊的这个口号。一夜之间，报纸上的杂文就一扫而光。现在杂文又回来了，谁来管？老田就点了我的名。当时的感觉是被“填空”。老大姐们各管一摊，就我一个新兵，打杂的，你不上谁上？想起大学时，李何林先生讲过两堂“鲁迅杂文”，中文系也编过两本《鲁迅杂文选》。以鲁迅为师，临阵磨枪，又赶上“天时”，大批“四人帮”，杂文短小精悍，痛快淋漓，来稿一天一大捆，编发了大量的杂文。后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除“四害”杂文集》，其中近四分之一的作品选自《人民日报》副刊。批判走向深入，副刊发表的秦牧的《鬣狗的风格》、宋振庭的《马尾巴、蜘蛛、眼泪及其它》等杂文名噪一时

首战告捷。

《除“四害”杂文集》（人民出版社出版）

快到年终，当了领导的老田似乎没有忘记我这个年轻人，就派我出差去湖南韶山组稿。当时组里研究，这段时间，副刊要多发回忆毛主席、周总理的文章。

这是我到副刊的第一次单飞。未出京前已和韶山方面联系了，让他们写一篇纪念毛主席的文章。到了长沙，老田来电话，让我去找新华分社的同志，他们与地方上熟。兄弟单位的同志还真给面子，不但热情接待，还帮助与有关方面联系。我顺利到达韶山，和当地同志见面。看了他们写的稿子，然后电话向老田汇报，他提了修改意见。我和当地同志经反复商讨、修改后，用电报拍发北京。

我是第一次到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去老人家父母的墓地拜祭；又去板仓，到杨开慧烈士的故居、墓地瞻仰、凭吊。让我印象深的是开慧的居室：洁白的床单、洁白的被子、洁白的蚊帐，一尘不染！到长沙，去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还有清水塘等地，这些都是毛主席早年活动过的地方，对主席青年时代的经历和他的亲人们为中国革命所作的牺牲，有了切身的感受。

在毛主席故居前与一记者合影

回到北京，我组织的文章已经发表。随后，我整理长沙、韶山行笔记，让我最不能忘怀的是开慧烈士那洁白的用品，由此联想到她的精神品质，遂写了《一生洁白万古留芳》的杂感，还临时取了一个笔名“元璧”，交给老田。

文章发在副刊“清明节”版上：上边是青年毛泽东和杨开慧并肩前行在湘江边上的油画（战友），左边是我赞美开慧烈士的杂文，楷体加框，很醒目；右边是评析油画的评论，下边是介绍方志敏烈士遗稿的文章。整个版面庄严肃穆，情深意长，有很强的感染力。

同屋的诗歌编辑徐刚很友好，说我的文章写得不错，然后又补充一句：老田也说不错。徐刚是老田亲自去他家乡招来的，诗才了得，名声在外。

"清明节“版，深情愐怀

正当我干得起劲时，一盆凉水浇下来：部里决定我去干校劳动锻炼一年。这太扯了！我在农村生活20年，从几岁起就下地打猪草，上山砍柴，“文革”停课闹革命，我大部分时间回生产队干活，一年挣800工分。当兵几年，干过伙夫，修过猪圈，还拉肥种菜；大学开门办学，大量时间是去工厂、农村、码头体验生活。到报社才两年，正式当编辑不足一年，又要去劳动锻炼，这叫什么事！

在走廊上遇到老田，他说，有人要请你吃烤鸭。

报社对门就是北京烤鸭店，正宗的。四人落座，老田、老吴，还有青年诗歌编辑徐刚。老田端起酒杯，说为我饯行干杯。茅台，美酒；烤鸭，美味；最后乳白色的汤，更是鲜美可口。心里一下爽多了。

名义上是老吴作东，可我与这位老大姐并没有什么交情。不用说，这都是老田的主意！

干校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不少人，他们将和我一起经历党报的风风雨雨。

回到工作岗位，依然编杂文。在我去干校前，刘甲已从别的组调来当杂文编辑，他是“三八式”的老革命。

1983年文艺部同仁在报社新址金台园合影。第二排左三：袁鹰，右一：王必胜。第三排右

一：蒋元明，右三：蓝翎

不久，老田给我开了一份名单，全是杂文名流和著名学者，他要我抽时间去一一拜访。有这些老作家加盟，加上从来稿中发现的新作者，那将是一支可观的杂文队伍。

后来，另一个“小人物”蓝翎重新回到文艺部。二十多年前，他和李希凡因关于《红楼梦》讨论的论文被毛主席称为“两个小人物”，一举成名，双双调入文艺部，后蓝翎因戴了右派帽子被调出报社，下放外地。重新归队的蓝翎告诉我，当年他编杂文时，胡乔木开过一份杂文作者名单，包括郭沫若、茅盾等几十名作家、学者。有这些大家加盟，杂文不差稿。

原来，老田是在学乔木，也给我开一张名单。他在回忆胡乔木时，详细讲了当年乔木如何关心《人民日报》副刊、指导他办副刊。乔木特别强调“杂文是副刊的灵魂”，要放在版面首位，一般情况下都放在头条位置。乔木是毛主席的秘书，党内一枝笔，受中央委托主管《人民日报》多年，享有很高的威信。老田还回忆“夏衍教我编报纸”。1945年，他在上海《世界晨报》就认识夏公，夏公也主张“杂文是副刊的灵魂”。他还请教如何办副刊?夏衍说，编副刊就是当“厨子”，要把丰盛的佳肴奉献给读者。

老田深得名家真传，又在长期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现在他当师傅，该指点我们了。

三、风云变幻

一首诗，一个讲话，打破了副刊的平静。

1980年10月20日，副刊发了一首小诗：《假如他还活着——献给敬爱的鲁迅先生》，这诗引来了麻烦。据说，一位中央领导打电话给报社总编辑胡绩伟：你们认为这是好诗吗？胡绩伟立马召见老田，传达上边意见。老田回来把副刊正副组长及诗歌编辑召集在一块，首先承担责任，说自己开始也认为这诗不错。他要求今后大家注意点。随后他向上边写了检查。有关方面还在继续追查。诗中有“他也许会出席一些重要会议，但绝不会跟着三个警卫，两个秘书”，这是在影射谁？好在诗的作者是鲁迅家乡的一名中学教师，没有什么背景，加上老田与上边领导有些交往，此事才不了了之。

然而，我却刚写了一篇杂文《球究竟输在谁手?》，已上版，10 月25日要见报。中国女篮在香港举行的第八届亚洲女子篮球锦标赛中，输给了南朝鲜（韩国）队，比分悬殊，出人意外，引起议论纷纷。国内有的说是“骄兵必败”，而海外则有分析说是中国队深夜不睡看电视，而南朝鲜队却早已就寢；决赛前夕，南朝鲜队热身训练，中国队却去逛街、买东西，等等。我有感而发，点名批评中国女篮“玩物丧志”，并且联系当时的“出国热”，借打比赛、交流、参观考察之名，“公费旅游”成风，浪费大量宝贵的国家外汇。最后写道：“在球场上输了球，顶多不过是少得一块金牌、银牌；在当今整个世界比赛场上，要是输了建设发展的速度和时间，那失去的将是一个国家的地位，一个民族的希望！”这篇杂文要是发出，肯定会有反响。

我正在文艺部阅览室翻资料，老田拿着一张《北京晚报》进来，声音很大：“蒋元璧，你看看这篇文章，你的材料是不是和它同出一个地方？”我一看，确实都是引用新华社“大参考”上的香港评论，只不过这篇文章有点滑头，谁也不得罪。老田松了一口气。他要签付印样，不能有漏洞。“元璧”，是我写杨开慧烈士《一生洁白万古流芳》时用的笔名。文章一发出，果然引起强烈反响，有报社的同仁首先就来祝贺。体育界却挂不住了，不断往报社打电话。而高层这次没有动静，那就云淡风轻了。

《球究竟输在谁手?》反响大

但麻烦还是来了。报社传达上边讲话，说副刊一个月内有20篇左右的文章是消极的。这显然主要是指杂文。讲这话的是一位相当有影响力的中央老领导。消息一传开，上纲上线，扣帽子的都来了。副刊组马上翻找，可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严重问题的东西。不久，又传来大领导的意见：我不是说20篇都是坏的。又过一段时间，再传他的最新指示，表扬副刊杂文《火的考验》和小品《只好住旅馆》。副刊同仁这才松了一口气：看来杂文还是有希望的。

没轻松多久，我接到报社领导秦川的电话，说我今天写的《影坛趣闻随感录》，前面写的都好，要是最后一段去掉就好了。以后要注意。

《影坛趣闻随感录》，是因为看了话剧《骆驼祥子》要搬上银幕，演祥子和虎妞选的都是年轻演员，而曾经在舞台上演这两个角色的老演员“退居”二线，演别的小角色了。《茶馆》也开拍，曾经演康顺子的演员一出场，导演谢添一看就说，康顺子太老了，得换人。于是挑选了一名年轻女演员上场。显然。“老演少”效果不好，而现实中却缺乏谢添那样有魄力和眼力的“导演”。有趣闻，有随感，文章最后来一段：“中国的舞台上，今天不正在演出一场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振兴中华的大型时代活剧吗?从《骆驼祥子》与《茶馆》的演出中，我们也许可以得到一点什么借鉴！”这个联想不是很自然吗?

《影坛趣闻随感录》差点惹祸

秦川一看到文章最后这一段，马上拿起“红机子”，接通大领导的电话，是秘书接的。秦川说，我们今天有篇文章《影坛趣闻随感录》，最后一段有些问题。秘书说，正要找你呢，那一段说得有点宽了。再说，老的也不能一律都退嘛。一知情朋友对我说，你胆子真大，“老演少”，连中央都“宽”进去了，我们都替你捏一把汗；不过，有老秦这个电话，看来没事了。

秦川，平时大大咧咧，工农干部的样子，是从外边调来的老革命，先当副总编辑，后当总编、社长。但是，他能及时发现“火情”，马上“灭火”，说明他也不一般，不然的话，麻烦一来，老田又得写检查。好在改革开放了，不像“四人帮”时期，动不动就丢掉饭碗，甚至下大狱。何况，邓小平后来多次强调干部队伍要年轻化，包括中央。

从左至右：袁鹰、秦川、周扬

有趣的是，因为这篇文章，我收到大导演谢添的信，他对我在文中称赞他表示感谢。

1980年前后，对我来说真是不平常。儿子姗姗来迟，而且个头大，医生建议剖腹产。1980年12月27日，这小子是唱着高音来到这个世界的，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喜悦，也带来不少辛劳。上午我跑医院，下午去办公室，忙得四脚朝天。元旦副刊要上一篇杂文，原说是由我写的。有人劝我别写了，他去找老田说说。哪知老田一听就乐了：生了儿子正高兴，才有兴头写嘛。让他明天一早交稿！这老爷子真会激将法。第二天我三点半就起床，先列个提纲，然后就写开去，不到七点就写完，而且几乎不用改，也不用抄，从来没有这么顺过。一上班我就把稿子送到老田办公室。他看完后笑了：行了，快去医院吧！

1981年4月，中国乒乓健儿在三十六届锦标赛上勇夺七项冠军和全部单打亚军，创了世界纪录。消息传来，举国欢腾。正在困难前行的中国人民，太需要这个鼓舞了。一大早，部里开会，老田就点着我的名说，上次女篮输了，你写了文章批评；这回乒乓赢了，你也该写篇文章表扬嘛。

其实，当男女团体双双拿下冠军时我就开始准备材料了，得令后立即动手，到中午便去老田那里交令。老田看完稿子之后说了一句：可以哈！他只改了“囊括”两个字，说形象不好，改为“夺得”。随后他又说，“血气方刚”，是孔子的话，下一句“戒之在斗”，不是一个好的褒词。我说，那就改为“朝气蓬勃”。他点点头。我正要离开，他却拉住我，面带悦色：“作为一个编辑，就要有这一手——能随时完成任务！”

《为了祖国》，激情洋溢

《为了祖国》见报了。“小将们为祖国立了大功！”胜利就像“天幕上闪出的一道光明”。“为祖国而战”的最佳精神，创造了最佳成绩。文章充满了激情，及时配合了当时全国欢欣鼓舞的形势。

四、相会西子湖

老田在部里推行一项政策：编辑每年脱产学习一个月，学习完后要在部里作汇报。用现在的话讲，叫“充电”。

一次部务会上，安排我学习。老田问我打算学什么?我说读鲁迅。他马上讲，可请老姜作指导。老姜，姜德明，接老田的班任副刊组组长。他是个怪才，喜欢跑旧书摊掏宝，居然成了有名的藏书家，研究现当代文学，研究鲁迅，卓有成绩。

一散会，老姜就过来，问我有什么打算?他告诉我，不要死抠每一篇，鲁迅的东西，不大可能一会儿就能全通，常读常新，不像别的作家，例如巴金，《家》就是《家》，尽管我们关系不错。他建议我要有一个选题，譬如，鲁迅与生活，鲁迅怎样利用报纸刊物上的材料。专家就是专家，一开口就指明方向。可惜我连鲁迅的边还没碰着，还是先从一篇篇原作读起，等有了积累再进行专题研究。一个月里，我把鲁迅的一些主要作品读了，还写了一些笔记。惭愧的是，别说是一个月，就是一年十年，我也没能完成老姜布置的作业。

接着，我向老田提出去南方组稿。我先去南京、上海，再去杭州、绍兴。

刚到了杭州，正赶上六一儿童节。上午去《浙江日报》了解当地杂文创作情况，回到宾馆时，一年轻朋友急忙来告诉我，袁鹰老师也来了，上午参加儿童活动，中午在这里订下饭了，让你等着。

老田来杭州，我事先不知道。一见面，我故作惊讶：哎呀，他乡遇故知，人生一大幸哟！老田很开心，他招呼大家坐下，讲当年他拿几块钱的稿费请客，吃的是盖碗饭和阳春面。他在杭州读的小学，前两天在《杭州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回忆文章。

饭桌上，老田问我，在报上看到我的《嫩姜集》，书什么时候出来?可能是他看到了《光明日报》副刊上发表的李何林先生写的序。我说，正在排版，并说还有两本随笔集也要出版。他点点头。我之所以没有事先向他讲这些，主要是这些东西都比较幼稚，不好意思讲。

饭后，老田提议去“平湖秋月”喝茶。“平湖秋月”，“背倚孤山，面临外湖”，那是历代文人喜欢的一处美景。宾馆离西湖不远。刚出门，老田又说，不坐车了，我们自己走走更好。我第一次来杭州，还没游西湖，可老田已是奔六十的人，身体也比较胖，那就辛苦了。一路上，他指着沿途的远山近景，楼台亭阁，一一道来，随口就是诗词典故、名人趣闻，比导游还专业。到西泠桥时，他指着西边的一块地说，这原是苏小小的坟，后来砸了。武松的坟也在那里不远。过去说是“男盗女娼”，其实两处相隔还有一段距离。武松是看到宋江投降，就出家了，后来死在此地。老田的意思，苏小小是名妓，武松是梁山好汉，扯不到一起。我问：“于谦墓呢?”他指着对岸：“在那边，不好找，我也想去。”我再问：“张苍水墓呢?”他说：“也在那里。”他一愣：“你知道的还很多嘛。”其实，我是刚从书上看到的。岳飞、于谦、张苍水，都是民族英雄。西湖因他们就不止是“浓妆淡抹”了。

到了平湖，已经有人替我们占好座。大家坐下喝茶抽烟，聊大天，在座的多是年轻人，“袁粉”。闲聊一阵，老田问我下一步要去哪里?我说去绍兴。鲁迅书中的阿Q、孔乙己、祥林嫂、闰土都曾生活在那片水乡，还有乌篷船。

当我从绍兴返回杭州时，朋友告诉我，袁鹰老师来过两次电话找你。老田是江苏淮安人，少年又在杭州读过书，对江浙一带很熟。能和一位饱读诗书，阅历丰富的长者一起游历，那是很快乐的事。

文艺部部分同仁外出参观书画展，顺便游颐和园（左起：李希凡、苗地、朱育莲、徐刚、袁鹰、蒋元明、吴培华、姜德明、外地书画家）

五、画龙点睛

我除了给自己副刊写点应急的文章，有时间也给别的报刊写点杂谈，练练笔。

一天，老田到我房间，给我一张稿纸，纸上写满了字：“元明同志：昨天读到晚报上发表的大作，文章写得好的，但题目似可推敲：‘自学成才的皇帝’，易使人误解为皇帝也是可以自学而得到的。其实你是写朱元璋由文盲而成为有学问的人……又，你发在《新观察》上写服务精神一文也好，但题目有点一般化。建议你在题目上再下一点功夫，画龙要点睛也。供参考。田。”他还在“画龙要点睛”几个字下边画了红圈。看来，我发在外边的文章也没逃过他的法眼。他还写了一大篇文字亲自送来，颇有老师认真改作文、写评语的味道。

袁鹰手书“画龙点睛”

过了些日子，我收到《新观察》的邀请函，参加在和平宾馆的杂文座谈会。我按时到场，发现已经座无虚席，便一直往边上找空位。找到一处，刚坐下来，发现旁边坐着一位老者，再过去竟然是老田。老田见了，忙向老者介绍我：“他是我们部的蒋元明同志。”然后介绍老者：“这是唐弢同志。”老者站起来和我握手。我急忙站起来，有点蒙，待反应过来，连忙惊喜道：“久闻大名，唐弢同志！”老田立即说：“他是我的老师，当然也是你的老师，叫他老师好啦！”我忙说：“对，对，唐弢老师！”一下把唐弢逗乐了。可坐下一想，不对呀，辈份不对，应该叫“师爷”！唐弢得到过鲁迅先生的教诲，那是杂文大家呀！

待唐弢先生坐下，老田又向他介绍：“小蒋也写了不少杂文，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叫杂文后起之秀，杂文新秀！”说着，两位老先生不禁开怀大笑。

大会开始发言。首先被请上台的是中央党校教育长宋振庭，《人民日报》副刊曾发表他的杂文《马尾巴、蜘蛛、眼泪及其它》，使他名声大振。接着是唐弢、廖沫沙、袁鹰发言。当袁鹰发言时，我对唐弢先生说：袁鹰对年轻人不错！唐弢一听，笑了笑，说当年在上海，他也是一个小年轻嘛。我明白了，袁鹰年轻时也得到唐弢这些前辈的关爱、指导。而当年唐弢和巴金、胡风、黄源、萧红等年轻人，都曾受到过鲁迅先生的关心和爱护。关爱青年，那是一种精神传承！

后来，我去拜访唐弢先生，他拉着我参观他的书房，就像老朋友一样。从此，唐弢先生就成了我的作者。

唐弢先生致信邀请

六、耳提面命

老田为人宽厚，性格温和，说话也幽默风趣。但也有例外。

一个春节的前夕，上午，我去老田办公室说点事，诗歌编辑徐刚也在。他们正在说总政派工作组调查《将军，不能这样做》的问题。写这首诗的是部队一名青年诗人，有才气。一首诗让他出了大名，也惹来大麻烦。老田认为这样处理不合适，但作者也确有不注意的地方。作为军人，要注意纪律。接着他话风一转：有才华的青年，包括你们二位，都要注意，自己能写诗，写杂文，你自己不这样看，别人这样看，就不一样了，说话办事都应谨慎，谦虚——大年三十说这样的话，你们要是听了不高兴，以为这是干嘛呀……”徐刚反应快：“这是主任给我们新年的最好礼物！”我没吱声，觉得自己不会写诗，也够不上“有才华的青年”，只是碰巧当了“陪绑”。但随后一想，老田爱才，深知有才华的青年容易自负，恃才傲物，那会毁了自己。他如此语重心长，我也当引以为戒。

1985年，是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我带一个采风团去太行山，回来后写了一篇散文《刻在太行山上》，四五千字，在副刊上就算长文了。老田把我叫去，问了文中两处情况，然后说，材料选择得好，写得也不错。我心想，跟着您这位散文大家，还不能偷学一招半式吗?

《刻在太行山上》占了副刊大部分版面。下边三分之一的版面是广告。

文章9月13日见报，蓝翎看了也很高兴，对我说，写得还不错，各种东西都要写写，评论也可以写，杂文论也算评论。他当时是文艺评论组组长，这年，他和李希凡介绍我加入中国作协，是他执笔写的推荐意见，主要是谈我在杂文创作方面的成绩。现在，见我在散文上也有长进，就希望我拓展创作面，做个多面手。

副刊编辑，除了编稿写稿，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值班组版。编辑编好稿件送审通过，交值班编辑统筹。值班编辑将审过的稿件，送车间排出小样，再挑选出够一块版的几篇小样，算好字数，画好版样，送车间拼版；大样出来，进行调整，再送车间改好后，分送组长、分管副主任、主任。老田既是主任，又分管副刊，所以他改得多些，有时还会调版，将头条变二条，甚至换稿。轮到我开始值班时，老田格外叮嘱，哪怕是一首小诗，往哪放，怎么放，他都会指点。时间一长，也能看出些门道，那就是名家新作、新人佳作要搭配，长短要结合，杂文、散文、随笔、小品、诗歌、美术要兼顾，图文并茂，美观大方。画线也有讲究，“天地不通，拦腰不斩”，忌讳大通线，讲究曲径通幽。值班编辑要像一个厨房调配师，搭配出一桌菜，还要会摆盘，主次分明，赏心悦目。

一次值班时，我写了篇杂文《同明相照》，自我感觉还好，就放在头条，把荒煤的回忆文章放二条。待拿到老田退样一看，他将头条和二条换了位置。杂文放头条，不是你老定的吗?可想想，换的也有道理：荒煤，陈荒煤，那是多大的名家呀，他回忆的也是名家，放在头条确实比较合适。

见报后，荒煤文章受到关注，收到好的效果。没过两天，新华社的“大参考”刊登了一篇外电评论，说《同明相照》，透露出中共上层的新动向云云。可见，放在二条，同样不失“灵魂”的作用。

《同明相照》，头条换二条

1986年，注定要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历史上留下印迹：文艺部领导大换班。

老田已经超期“服役”两年。这两年，关于他的去向传闻不断。文艺部推荐李希凡接老田的班，可社里认为希凡年龄偏大，于是一直拖着。现在，希凡被外单位要去当常务副院长了，正局级；蓝翎四个月内连升两级，先当副主任，后转正接老田的班；从别的部门要求调来的一位资深编辑，先当副刊组组长，后升副主任还兼组长，前组长老姜已提升为报社出版社社长。

1987年1月12日召开了老田离休欢送会。

副刊，一个时代结束了！

七、一段插曲

老田离休前后，也有我的一段插曲。

1986年4月，老田、李希凡找我谈话，要我去海外版帮忙两月半。《人民日报》海外版是成立不久的副部级单位，下面各版为副局级，报纸面向海外，人员主要是从各部门抽调，队伍普遍年轻。现在，一部分骨干又急于要参加研究生班外语复习考试，才能发文凭，人手一时吃紧，社里安排人力支援。我要帮的是“专访言论”版，副刊杂文我还得照编，刘甲已离休两年了。我每天去海外版送一次编好的稿件。两个多月，我为他们编发了近百篇稿件，占了大部分“言论”的版面，而这些文章全是我约杂文作者写的。帮忙时间一到，海外版却提出，希望我再延长一段时间。但主持文艺部工作的李希凡不同意，他说：还是按约定办吧。

过了几个月，到了第二年，海外版领导直接向报社编委会提出，要调我去主持“专访言论”版，得到同意后，主要负责人袁先禄和副手蒋荫安找我谈话，要我去当主编，并说局级干部要经编委会决定。我说，你们得和文艺部商量，我在哪里都是干活。

我回来向文艺部两名新领导汇报。他们拉下脸，一把手说，我们不同意，除非编委会下命令，我们下级服从上级！另一个分管副刊还兼组长的则讲，你在这里经营了十几年，一大批作者你都卷走了怎么办?要走，也得等我们从外边调人来，你再带他一两月，然后向作者申明，以后所有稿子不再寄你，而寄某某。听他那意思，我是身揣“联络图”要另投山头——看来，他们是“威虎山”看多了。

几个月后，接替我的新人调来了；海外版那边的新主编也上任了。

事后，海外版的同志一再向我表示歉意。我说，没什么，山高水长，路还远着呢。

此事我也没向老田提过，不想打扰他的平静。

八、风雨过后

天有不测风云。学潮起，动乱来。

风雨过后，报社主要领导换了。文艺部也新来一正两副三主任，干得起劲的正副头头，双双“下课”。

船长、大副换了。船还在，副刊怎么办?

放眼一看，十五年了，我居然混成了副刊的元老！“四十而不惑”，我得做点什么。

“杂文是副刊的灵魂。”可文艺部两个名头响亮的杂文大V已下台，这给杂文蒙上了阴影。

“灵魂”还灵不灵?

一天，我在来稿中翻阅，忽然发现一篇《一个共产党员的心声》，文中说现在开口闭口这书记，那长的，官气太浓，党风不正，党内还是称同志好。我眼睛一亮，立即给新来的社长写了一纸信，请示这样的文章能不能发?如引起争议可不可以争论?并附上这篇来稿，投石问路。结果，大领导大笔一挥：可以发，可以争论。这批示就如同“尚方宝剑”：杂文可以发！

我把社长的批示给新来的主任老丁和分管副刊的副主任老石看，他们均表示支持。

《同志颂——一个共产党员的心声》《“小姐”辨——试为李荒同志〈同志颂〉作续篇》，这两篇均以楷体加框的杂文模式见报了，立刻引来大量的争论。我陆续又编发了一批争论文章，引起读者极大的兴趣，在报社内也有很大反响：“这下热闹啦！”

李荒同志来信，感谢副刊

这是一场战役！杂文成功突围，不仅重新成了“灵魂”，而且“小报看大报”，全国许多报纸本来已停发杂文，现在又重拾信心。

多少年后，当年的主任老丁告诉我，那时，新社长找他谈话，说杂文以后不要发了。老丁是搞文学评论的，就委婉地讲，杂文比较特殊，与鲁迅有关。社长才松口，那就看看再说吧。看看的结果，发现杂文也并非洪水猛兽，反而给他赢得了声誉。读者把电话直接打到他办公室，感谢他“发了这么好的文章”。秘书记录下来，社长批示：转文艺部。

随后，我提议将《人民日报》副刊杂文栏目，命名为“金台随感”（报社所在地叫金台西路），接着又申请设立杂文“金台奖”，一个季度评一次，颁发证书和奖金，结果都得到报社领导、部领导的批准和支持。从此，《人民日报》副刊杂文，名正言顺，堂堂正正了。

这一年，我还编辑出版了年度杂文选《同志颂．小姐辨》，巩固了战果。

社领导批准设立杂文“金台奖”

1990年杂文选集

杂文是带刺的玫瑰。一花独放不是春。我还去浙江绍兴和一位物资公司的总经理商谈联合举办“金马”人物特写征文活动。能上《人民日报》大地副刊，还能评奖，既有稿费又有奖金，这对普通作者来说，那是多么开心的事！来稿非常踊跃，到截稿日止，已多达7000余篇，先后编发表了上百篇，评出一二三等奖。征文文章结集出书，再到鲁迅家乡绍兴召开发奖大会，报社新来的常务副总编老张云声和分管文艺部的副总编范荣康均应邀前往，还有作家魏巍等名家出场助阵。盛况空前！

“金马”征文作品选集

蒋元明（前右一）主持颁奖会

“金马奖”颁奖大会在绍兴举行

1990年，《人民日报》副刊开启了新征程。

我担任副刊主编（组长）七年后，文艺部两位副主任到了退休年龄，我和王必胜接任。我分管副刊和周末版，这增加了对副刊的话语权。

一次，总编辑范敬宜请我去他办公室聊聊。老范，大才子，办报高手，从《辽宁日报》《经济日报》到《人民日报》，三级跳。他不分管副刊，却每版必看，常常在大样上写批语，给予肯定和鼓励，有时连错别字、标点符号也改。我问他，您不嫌累吗?他笑着说：“看你们副刊就是休息。”老范真是副刊的知音！副刊是什么?是一张报纸的“后花园”，百花齐放，鸟语花香，更有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让读者心旷神怡，精神放松！有这样的总编支持，副刊就顺畅多了。

范敬宜总编辑在1997年8月11日副刊送审大样上批示：“今天这版副刊质量很高，无论内容、文字都有较高的品位。”他还称赞头条杂文：“专栏好，文章好，配画好。”

后来，丁振海同志被提为海外版总编辑，还兼文艺部主任。新官上任百事多，老丁嘱我们多担当些。可事又凑巧，必胜兄在外边一次文学会上突然晕倒，急送医院抢救。这下麻烦可大了！我一个人如何应付这么大一个摊子?我把组长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我只管你们几个和签付印样，各位当各负其责；特殊时期，大家要同心协力，共度难关。越是困难之时，越容易凝聚人。“文艺战士”，别看平时嘻嘻哈哈，个性都很强，但关键时刻，也不含糊，不但版面没出大问题，而且也没惹出其他乱子。

到年底，报社各地记者站站长回京述职，各部门负责人应邀参加。最后聚餐，社长老邵领着一班人到各桌敬酒。来到我所在的一桌，老邵举杯笑呵呵地对我说：“元明，你对付得不错！”可传出去，演义成：“你胡弄得不错！”大家都挺幽默的。

社长邵华泽、总编辑范敬宜对读者来信赞扬《金台随感》杂文栏目作出批示。范总：“此文对‘金台随感’的评价比较符合实际，并非溢美之词。我意可发《编采业务》”。邵社长批示，“同意敬宜同志意见。金台随感在读者中的声誉越来越高，常有精品出现，关根同志也多次表扬专栏里的文章。”关根，即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丁关根。读者和领导对杂文产生共鸣，实属罕见。

九、翠竹长青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我从1975年来报社，到2009年退休，干了34年。老田1952年调报社，1986年离休，也是34年。真是巧合。

老田当过副刊编辑、副刊主编（组长）、主任（分管副刊）。我步他的后尘，做过副刊编辑、副刊主编（组长）、副主任（分管副刊）。其间，至少有两次可以离开副刊，但都因故未成。这是命运。

如果把我在职最后二十年的副刊，和老田在位最后十年的副刊对照一下，有没有某种联系呢?这属逻辑。

老田对我的称呼，从“元明同志”“元明兄”到“元明老友”。而我一直叫他“老田”，在心里始终尊他为师！

我和老田还两次做邻居。第二次是他人生最后十年。我常去看望他，谈过往，聊副刊、文学，也谈家庭儿女。我们相互交换最多的是各自出版的书。我也曾受“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编委会的邀请，编辑了《袁鹰代表作》（黄河文艺出版社），由李希凡写序。